英国怎么失去世界霸主地位的？你将了解这一小国如何一步步走向世界
当然，我们应该不加掩饰地教授历史。但我们也应该为英国而感到自豪，因为它为了捍卫自由而发展出了对全世界人民至关重要的制度：议会民主制、新闻自由以及法治。这个国家参与了打败法西斯，对抗苏联和废除奴隶制；发明了蒸汽机、灯泡、互联网；还给了世界大部分人民他们所珍爱的生活方式。正如奥巴马总统在议会对两院成员所说：“这个岛国所创启的东西激励了欧洲大陆及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人。”
——戴维·卡梅伦 2014年6月15日[1]
[1] 戴维·卡梅伦2014年6月15日在《星期日邮报》上的文章，唐宁街10号网站转载于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british-valuesarticle-by-david-cameron。
约翰·西利（John Seeley）1883年出版的《英格兰的扩张》（The Expansion of England）是英国最著名的帝国叙事之一。虽然这本书的内容其实只是在剑桥大学的一系列讲座，颇为枯燥，它还是在多个国家畅销。好几代英国决策者和意见领袖都读这本书，该书直到1956年才绝版，那正巧是苏伊士运河危机那一年。西利勾勒出一个“不列颠性”高歌猛进的故事——讲的是英格兰人扩张到不列颠群岛，先后将威尔士和苏格兰纳入“大不列颠”，最终将爱尔兰并入“联合王国”。他接着叙述“英国人”向海洋扩张，建立“更大的不列颠”，主要聚焦在英国定居者组成的“定居点帝国”，即后来的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等“白人自治领”。西利认为，更大的不列颠“完全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帝国。光是看殖民地这部分，我们就会发现是英格兰民族自然发展后正常地延伸到其他地方，这些地方大多人烟稀少，我们的定居者兵不血刃就能占有”。他认为更大的不列颠得以联合的纽带不同于其他帝国，“它的联合更有活力。它是以血缘和宗教联合起来的”。[1]
西利指责辉格史学家过于痴迷英国自由和民主的发展，而对“英格兰的名字延伸到全球其他国家”提及甚少。他认为这是因为帝国扩张不像政治改革在国内引起那么多的反对。“我们似乎在不经意间就征服并殖民了半个世界。”他还补充道，尽管有这一波澜壮阔的不列颠全球大迁徙，“现在我们仍旧自视为仅仅生活在欧洲大陆北岸外岛的种族”。[2]
西利的扩张叙事存在很多问题。比方说，这本书的一个特点就是经常在“英格兰”和“英国”之间随意切换，这是因为他假定更大的不列颠就是“英格兰民族的延伸”。在他看来，“不列颠性”的核心就是“英格兰性”，即便这个帝国的运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他们充当总督、商人、士兵和水手。在全球范围内，西利将大多数英国领地贬斥为一个“征服帝国”，与输出并盘活“不列颠性”的定居殖民地形成鲜明对比。他将一些最严苛的评论留给了印度，他认为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帝国，而且是一个东方式的帝国”，他说的“东方式”，意思是一直处于动乱和腐败的边缘。他宣称：“我们在印度帝国（殖民）究竟是不是利大于弊，这值得怀疑。”这一说法与印度在财政、贸易和兵力上的巨大贡献是矛盾的。而且西利也没有看到在自治领存在强迫土著居民依附的现象，这一点在20世纪将对白人定居者的优势地位造成越来越大的挑战，特别是在南非，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有。其实，他从未承认“定居帝国”最初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征服帝国”。[3]
不管怎么说，西利在1883年写作时只能叙述一个有始无终的故事。一个世纪后，历史学家安东尼·洛（Antony Low）续写了这个故事，他有一篇文章的题目起得非常恰当，叫《英格兰的收缩》（The Contraction of England），他试图在其中展现昔日“不列颠世界”的“不列颠性”在1945年以后是怎么消退的。[4]本章将在洛的思路上进一步发挥，讨论一些“帝国塑造我们”的方式——关于帝国如何在价值观和身份认同上塑造我们，也在财富和实力（第二章）方面塑造我们...
1961年4月22日——英格兰主保圣人圣乔治的纪念日前一天——保守党政治家伊诺克·鲍威尔（Enoch Powell）在对皇家圣乔治协会（Royal Society of St George）的一次演讲中惊人地提出了一个相反的思路，否认帝国塑造了英国。虽然鲍威尔的演说自然是对“英格兰性”的赞美，但他讲得相当浮夸。他从西利和英格兰爆炸性的扩张说起，他称后者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廉价又无敌的海上力量与工业潜力奇怪而又短暂地联结起来了”。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一阶段结束了”——和其他殖民国家一样，但鲍威尔强调英帝国与其他殖民帝国有着“深刻”且“命定”的不同，因为“母国的国家地位在这一过程中一直没有受到影响，对它周围建成的怪异而神奇的结构几乎浑然不知”，也就是说，英格兰在某种意义上一直“没有参与”这一大业。他说他这一代人就像“一个在外漂泊多年的人回到家一样”，这个国家随着“曾经将它与遥远大陆和陌生种族联系起来的松散纽带的消失”，发现了“它自身存在的连续性”是“没有被打破的”。这是因为“王在议会”这一“独特”的制度成功地保住了“英格兰的同质性”。因此，鲍威尔带着几分神秘的崇敬之情对圣乔治纪念日的听众说道：“我们今天处在一个消亡帝国的中心，在被摧毁的荣耀碎片之中。但我们似乎看到它古老的根仍然向外冒着汁液，像一棵橡树，挺立着，生长着，迎接春天的到来，就是英格兰本身。”[5]
英格兰收缩了，人们重新发现了它的纯洁性——鲍威尔的这种浪漫化说法既天马行空，又错谬百出。来自“陌生种族”的人并没有“消失”：他们仍然在英国，而且还有更多即将到来。出生在牙买加的社会学家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评论道：“现在他们在这里是因为之前你们在那里。”正如历史学家戴维·奥卢索加（David Olusoga）所指出的，鲍威尔的演说其实是“对400年的历史的否认和拒绝”，因为要实现他心目中作为“单一民族和种族国家”的英国，就必须与英帝国的历史一刀两断。[6]但是，对于帝国，就像对于欧洲和不列颠一样，一个国家不可能像丢掉一件不合身的过时衣服一样把自己的历史丢得一干二净。西利那种“英国塑造帝国”的叙事忽视了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就是帝国也塑造了英国。[7]这就是另一个岛国故事。
奴之力：大西洋世界与工业革命
“帝国”从来都不是一种财产，它更像是一个总是在建设中的工程——临时拼凑，尚未完工。其实，它是一系列的帝国工程，受到的指令和控制很少，从事工程的是一个在伦敦的相互竞争的游说团体网络，在地理上的焦点也因时而异。用历史学家约翰·达尔文（John Darwin）的话说，“帝国的各种‘目标’在不稳定的矛盾伙伴关系”中共存，目标包括“殖民（通过英国殖民者）、教化（通过英国官员）、促成改宗（通过英国传教士）和贸易（移民、官员和传教士最好不要参与）”。[8]各式各样的工程留下了影响深远的遗产。
贸易需要始终是最迫切的。在欧洲大陆建立帝国的失败催生了贸易需要，当时百年战争在1453年以惨败告终，英格兰失去了在法国西南部所有有价值的领地。为了寻找新的机会，来自布里斯托尔（仅次于伦敦的英格兰第二大港）的商人逐渐转向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开拓的大西洋航海事业。与此同时，法国和西班牙君主制的加强，以及英格兰与罗马教廷的决裂，给英格兰带来了安全上的危机。面对反宗教改革势力的入侵威胁，都铎王朝治下的国家开始建设“皇家海军”，并援引“海洋自由论”（mareliberum）来为针对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及贸易的海盗行径开脱。伊比利亚的运银船队唾手可得，但英格兰无法进入西班牙人经营已久的中美洲。因此他们占据了加勒比海的岛屿，然后在17世纪逐渐渗透到北美洲的大西洋沿岸，建立起自己的贸易和定居殖民地。
到了18世纪中叶，“英属大西洋”[9]（苏格兰商人从1707年以后便积极参与其中）已经利润丰厚得令人垂涎，这是因为充满活力且早熟的定居殖民地不断为英国蓬勃发展的消费市场生产商品。虽然因为北美殖民地在1783年独立战争后脱离英国，这个“大英第一帝国”现在已不太被人所知，但它的长期影响非常重大——既通过帝国与奴隶制和种族主义的纠葛，也通过英国与美国不断变化的共生关系。
现在要统计英国奴隶贸易从开始到1807年被废除时的具体规模已经做不到了，但有人认真估算过在1700年之前有47万奴隶被英国船只运出非洲，之后又有330万奴隶经英格兰之手被运出非洲，而在18世纪和19世纪另有42.6万奴隶被从英属美洲殖民地运往他处。在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人口贩运总数多达420万人，这显然是一笔来钱的买卖。[10]主导这种贸易的一开始是查理二世在1660年特许的皇家非洲公司，其目的是沿着冈比亚河寻找黄金，但他们很快发现奴隶这种“黑金”显然更赚钱。其实，该公司并不能长期垄断这种买卖，不让“无执照经营者”插手，因为东加勒比海的巴巴多斯岛以及更大的牙买加对奴隶劳动力的需求非常旺盛。白人“契约奴”（indentured servants）自费从英国出发，卖身给某个主人若干年，根本供不应求。
加勒比海殖民者是“大踏步”地进入蓄奴生意，而北美沿岸的殖民者则是“一点一点”入场的。[11]早在1619年就有奴隶被运到弗吉尼亚的詹姆士敦，但他们直到17世纪晚些时候才被用于生产性劳动。1670年，来自巴巴多斯的殖民者确立了查尔斯顿市以及整个卡罗来纳皇家殖民地的蓄奴模式。这个殖民地在1712年一分为二。到1740年，南卡罗来纳的黑人奴隶与自由白人的比例为二比一，这使它成为美洲大陆唯一一个非洲裔人口占多数的英属殖民地。[12]
英国经久不息的消费革命刺激着跨大西洋奴隶需求，它对糖、烟草以及后来的棉花等商品似乎欲壑难填。在近代早期，糖（蔗糖）大多是被有钱人用来入药、调味或装点食物。在复辟之后，它被作为甜味剂添加到茶或咖啡——这是富人的饮食新风尚，在英国糖的进口量飙升。有些批评者谴责这种嗜好，但作家兼政治家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就没有这样的困扰。他在1779年的一封信中机智地揶揄这种试图“让我们局限于孤岛并退回古代简朴生活”的主张，在古代“我们是艰苦朴素、温和、有道德的老英格兰”。对那些质问“在有茶和糖之前我们过得怎么样”的人，沃波尔回应道：“无疑过得更好。但我不巧没能生在二三百年前，无法准确地记起稀橡实和抹了蜜的大麦面包能不能做一顿丰盛的早餐。”[13]
用历史人类学家西敏司（Sidney Mintz）的话说，“糖从1650年的稀有品，1750年的奢侈品，转变为1850年的生活必需品”。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均糖消费量在1700年为4磅[14]，1789年为12磅，1809年为18磅，而在1901年则超过了90磅。工业革命期间，加了糖的茶成为妇女儿童的主食，因为当时很多时候全家都要劳动，但男人吃掉了大部分的肉和土豆，加了糖的茶则可以提高妇女儿童摄入的热量。到19世纪中叶，糖真的以下午茶的形式走入了千家万户。这种下层阶级的下午餐的内容就是甜得发腻的茶、抹了果酱（里面用糖作防腐剂）的面包以及甜的糕点。对于身心俱疲的需要去工作的妻子及其家庭来说，糖本质上既是热量补充，也是心理慰藉——将“工作的意愿”和“消费的意愿”联系了起来。当然，这种“糖的无产阶级化”的渐进过程比奴隶贸易本身要长得多，但就是在用奴隶劳动的年代里，这个国家对糖的嗜好变得经久不衰、欲罢不能。[15]
蔗糖生产滋养了加勒比海殖民地。而美洲大陆的气候更适合种植烟草。它成了17世纪利润最丰厚的作物，和蔗糖一样满足大西洋对岸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用当时一个人的话说，在弗吉尼亚有可能“靠烟建立一个帝国”。[16]随着时间推移，烟草在英国的消费革命中成了另一款通过“时尚和社会效仿的下沉螺旋”在底层普及的奢侈品。[17]但对烟草的需求从来没有达到蔗糖的水平，蔗糖在19世纪20年代之前一直都是英国价值最高的进口商品。在那以后，蔗糖被棉花所取代——这种商品也严重依赖奴隶劳动。此时英国不仅废除了奴隶贸易（1807年），还废除了奴隶制本身（1833年），但奴隶劳动仍然是美国南方的社会经济命脉——而其主要作物棉花是靠英国的需求来维持的。
英格兰棉纺织工业从18世纪90年代开始在兰开夏郡发展起来。纺织业的一系列关键机器创新，加上建在奔宁山脉湍急溪流旁的工厂，使一个真正遍及全球的行业应运而生。1770年，棉纺织业只占经济增长的2.6%；到1831年，这个数字变成了22.4%——此时每6个英国工人就有1个在棉纺织业工作。到了19世纪中叶，英国占了全世界商品出口的25%左右，其中约有40%的价值是“棉花之都”曼彻斯特一带的棉纺织品贡献的，而另一个北方新兴城市利物浦则充当全球贸易的中转站。兰开夏郡的绝大多数（仅1840年到1858年间就至少有75%）原棉都来自美国南方。而美国400万奴隶中有近半数从事棉花生产，棉花更是占据了美国商品出口的半壁江山。在卡尔·马克思看来，这种跨大西洋的协作证明了“资产阶级文明”的“野蛮本性”。根据英国殖民地官员赫尔曼·梅里沃尔（Herman Merivale）的说法，利物浦和曼彻斯特的“富裕”“其实是建立在黑人的辛劳和受苦之上的，可以说他们用手挖掘了那里的码头，制造了那里的蒸汽机”。[18]
许多美国南方奴隶主据此认为自己已经掌控了英格兰。1858年3月，南卡罗来纳州参议院詹姆士·哈蒙德（James Hammond）宣称，如果大西洋两岸的废奴主义者对奴隶制以及棉花造成任何严重威胁，那么“英格兰将一头倒下，并带着整个文明世界一起；救救南方”。“不，你不敢对棉花宣战。地球上没有任何力量敢于向棉花宣战。棉花为王。”期待已久的内战在仅仅3年后爆发，而哈蒙德的豪言一时之间似乎还有点道理。1862年，英国进口的美国棉花仅有战前水平的4%，而到年底，这场“兰开夏郡棉荒”已令33万左右的男女工人失业，占了劳动力大军的近三分之二。但在1863年，北军的胜利和林肯总统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在军事和道义上扭转了战局。与此同时，兰开夏郡的工厂主也让他们的供应链多元化，他们从埃及、巴西，以及印度进口更多的棉花。1865年，美国的奴隶制寿终正寝，棉花国王被迫退位。[19]
尽管像哈蒙德这样的南方种植园主是过于自大了，但跨大西洋的棉花帝国说明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即英国和美国在经济上相互依赖。从1815年到1860年，按价值计算，美国将近50%的出口商品被运往英国，美国的进口商品有40%来自英国，而美国占了英国出口额的25%以及进口额的约20%。19世纪，英国从美国进口商品的价值往往超过与亚洲的贸易总额。1851年6月《泰晤士报》的一篇社论说：“从一切实际的方面上看，美国与我国之间的联系比我们任何一个殖民地都要紧密得多。”值得玩味的是，当时正值伦敦举办世界博览会，炫耀大英帝国的丰功伟绩。“美国常年维持最重要商品部门的交换——拿走我们的制成品和过剩人口，并给我们工业生产、财政收入和日常生活所需的原材料作为交换。”[20]
正如《泰晤士报》的华丽辞藻所指出的，19世纪中叶的跨大西洋关系严重不平衡：尽管美国在政治上是独立的，但它在许多方面仍然是英国的一个经济殖民地。美国出口的大多是原材料，棉花是一大宗，还有小麦和肉类这样的食物，而英国向美国出口的大多是工业制成品。英国的投资也在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伊利运河（Erie Canal）和伊利诺伊中央铁路（Illinois Central Railroad）大部分是英国人投资的，他们还在大平原和落基山脉一带购买了大片土地。实际上，1803年联邦政府从拿破仑手中收购了从密西西比河到落基山脉的5.3亿英亩土地（两倍于英国在1783年让出的土地），这个著名的路易斯安那购买案中就有伦敦巴林兄弟提供的1 500万美元借款。[21]但在1865年之后，南方的独立企图被粉碎，美国一路高歌猛进地发展出了一个大陆规模的庞大国内市场。到1913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轻而易举地超过英国。但尽管平衡发生了转移，两国的共生关系继续贯穿了整个20世纪。
因此，“大英第一帝国”的遗产非常重要。奴隶制经济对英国的消费和工业革命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内战前英美在社会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为后来的“特殊关系”奠定了基础。但到了19世纪中叶，另一个大英帝国已经在大西洋之外发展起来了——它遍及全球，所基于的原则也迥然不同。
不列颠尼亚统治：自由的帝国主义
1783年，一个支持美国独立的欧洲国家同盟在法国的领导下从英国手里夺取了制海权，英国人只好签订条约，放弃了他们北美殖民帝国的大片土地。这是一个令全国上下创巨痛深的时刻，有些人认为这是神的惩罚，而其他人和吉本一样，将其归咎于帝国实力的腐化作用。10年之内，英国开始了反对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霸权的生死搏斗，一直持续到1815年。但在这些危机年份过去后，历史学家博伊德·希尔顿（Boyd Hilton）注意到，“英国人建立了第二个帝国，这个帝国更加分散，主要是海洋性的，而且（在他们眼中）符合道义，受神的祝福，并致力于和平、自由和传播基督教。”到1850年，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处于英国某种形式的统治之下，时任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勋爵可以有理有据地夸耀，“不列颠治下的和平”已经接替了“罗马治下的和平”。“就像过去的罗马人只要说‘我是罗马公民’就可以免遭侮辱；同样，英国臣民不管身在何处，都可以相信英格兰警惕的目光和坚实的臂膀能保护他免遭不公和不义。”[22]
这个维多利亚中期帝国的意识形态围绕着“自由”这一概念——特别是“自由劳动力”和“自由贸易”。在国家记忆中，1833年废除奴隶制和1846年撤销《谷物法》（Corn Laws）就是这一意识形态的伟大胜利。但这些对自由的强调既是道义的伸张，也是实力的体现——英国雄厚的财富以及特拉法尔加战役后的海上优势使之成为可能。在外国对手看来，实力似乎比道义更明显——“不列颠尼亚统治海洋，不用遵守规则”，但自由的意识形态在当时是真实存在的，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时过境迁，我们在今天需要分辨的是，“义”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力”。
英国废除奴隶制一事就是个很好的例子。20世纪40年代，特立尼达历史学家埃里克·威廉斯（Eric Williams）指出，奴隶制被废除并不是出于道德原因，而是因为它已经“无利可图”了：对西印度群岛奴隶制的抨击“只是对垄断和帝国主义全面攻击的一部分，这是英格兰经济从重商主义向放任自由过渡的特点”。[23]威廉斯的著作为日后的论战奠定了基调，但我们现在认为他在利润问题上的观点是错误的。反奴隶贸易运动始于18世纪80年代，当时英国船只将30多万非洲人运到新大陆的种植园，而且虽然过度开垦已经耗尽了牙买加部分土地的肥力，但蔗糖生产仍然在特立尼达和圭亚那蓬勃发展。
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让他忽视废奴运动强烈的宗教色彩，这场运动由不从国教者和福音派圣公会人士推波助澜，他们在1787年成立了废除奴隶贸易协会，而弗朗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和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等启蒙运动作家则给予了思想上的支持。废奴主义者确实也提出了一些实用的理由，说奴隶制已经过时，在经济上不如自由劳动力、自由贸易和自由经营，但他们的道德热情是不容否认的，而且也从法国大革命催生的“自由”热中汲取了力量。有人估计，从1787年到1792年，英国反对奴隶贸易的大众请愿运动中有150万人签名——差不多是全国人口的六分之一。1792年，共有519份请愿书被提交到了下议院，这是在单个会期内或就单个问题上请愿数量最多的，英格兰每个郡都有份，苏格兰也有相当数量的郡也参与其中。[24]但在英国改革前的议会中，西印度群岛奴隶主的势力根深蒂固：1792年，他们在上议院阻止了废奴主义者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提出的一项法案。而且英国保守派对法国革命恐怖的反弹，以及1791年法国主要蔗糖殖民地圣多明各的奴隶起义冲击，都使废奴主义者在18世纪90年代的进一步努力遭遇挫败。
他们在1807年的成功更多是因为政治和国际形势的意外转变，而不是因为公众的热情。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在原则上反对奴隶制，但在实践中相当谨慎。1806年1月，他的突然离世为跨党派联合政府（“联合内阁”）铺平了道路，好几位在道义上致力于反对奴隶贸易的托利党和辉格党重量级政治家进入政府。其中著名的有资深激进派人士查尔斯·詹姆士·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和新任首相格伦维尔勋爵（Lord Grenville），后者公开谴责奴隶贸易是“对人性的暴行”，“践踏了人类的权利”。政府首先在威尔伯福斯的支持下推动一项较为狭隘的《外国奴隶贸易法案》（Foreign Slave Trade Bill），禁止将奴隶贩卖给其他国家。这一法案被当成反对拿破仑的爱国立法，在议会获得了胜利。在禁止了英国约三分之一的奴隶贸易后，一项基于道义的全面废除奴隶贸易法案就更加容易在议会两院获得通过了。1801年后下议院新增的100名爱尔兰议员对此有莫大的帮助，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投了赞成票。[25]
虽然废除奴隶贸易是因为全国范围内史无前例的道德政治运动成为可能的，但它本身也是在适当时机采取精明政治手段的结果。1833年通过的在英国及其帝国境内废除奴隶制度的立法也是如此。1807年以后，广大民众错误地以为，现在新奴隶的供应已经被切断了，蓄奴的做法将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废奴运动的全面胜利是1830年前后新一轮国家改革的产物，这场改革在1828年撤销了《宣誓法》（Test Act）和《市镇机关法》（Corporation Act），并于次年通过了《天主教解禁法》（Catholic Emancipation）：这最终让非国教信徒可以投票、当选议员和担任公职。由于托利党因为这些对旧政治秩序的破坏而陷入分裂，辉格党赢得了1830年的大选，并于1832年6月通过了《改革法》。该法给予大批中产阶级人士选举权，并在中等规模的港口和城镇新增了约40个议席。结果，下议院变得与废奴运动更加合拍，而现在由年青一代组织的废奴运动也致力于“立刻而非逐渐地解放奴隶”。他们以宗教奋兴集会的形式在全国范围内举办讲座，并在许多大城市里建立了妇女反奴隶制联合会。在《改革法》生效后的1832年9月当选的议会中，超过100名议员和大部分内阁成员支持立刻废除奴隶制。这在顶层为废奴运动增加了新的动力。在经过上议院的些许修改后，解放奴隶法案于1833年7月31日毫无悬念地在下议院获得通过，并于次年生效。
后来，在英国自由的漫漫征途中，1807年和1833年被树立为两座里程碑。不过，有批评者指出19世纪废奴运动在道德上也有局限性。最让现代人难以理解的是，当时完全没有人想到要赔偿80万奴隶被体制剥夺自由的伤害，反倒是4.6万英国奴隶主获得了多达2 000万英镑来补偿他们的“财产”损失。即便是许多坚定的废奴主义者也认为这是正当的，利物浦的小册子作家亚当·霍奇森（Adam Hodgson）写道：“强迫一个阶层的个人来替一个国家的不义来赎罪，这是披着仁慈外衣的抢劫。”补偿奴隶主无疑被认为是在政治上必须做的事：“西印度群岛势力”仍然强大，最终有超过100名在1820年到1835年间担任下议院议员的人得到了补偿。而且通过长期谈判，游说团体成功地抬高了原定1 500万的金额，同时强调这是直接给钱，而不是借款。最终2 000万英镑的总额占了当时政府每年开支的40%，相当于今天的130亿英镑（按国债比较）或760亿英镑（按国内生产总值比较）。不管怎么评估，这笔补偿奴隶主的钱都是到当时为止“英国历史上最大的一笔支出”。[26]
英国也出得起这个钱。人们在争论补偿奴隶主却不赔偿奴隶的伦理问题时，常常忽视其历史节点。19世纪英国的财力可以通过买断与之交织在一起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网络来终结人口贩卖的丑恶罪行。要不然议会将无法通过这一决议。但在国家记忆（民族自豪感的来源）中，废除奴隶制是作为一项崇高的道德事业被歌颂的。这或许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因为反奴隶制运动鼓舞了自由的意识形态，不仅是在劳动力方面，也是在贸易方面，这在当时另一场伟大运动中得到了清楚的体现：1846年的撤销《谷物法》运动。
1815年，为了保护英国农业，当局实施了《谷物法》，禁止殖民地以外的外国小麦进口，导致国内谷物价格高涨，到了快要发生饥荒的地步。虽然一些理论家辩解说这是一种维护经济稳定的策略，但人们普遍认为《谷物法》就是为了在政治改革如火如荼的时候维护地主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反对者（尤其是来自国民经济的贸易和制造业部门的那些）认为，废除该法将让面包价格下跌，减少工资压力，进而获得更高的利润。
但这场争论并不仅仅涉及利益冲突。1839年成立于曼彻斯特的反谷物法联盟继承了反奴隶制运动的道义大旗和政治手段。在随后的6年里，共有225个附属组织成立，大部分在伦敦、兰开夏郡和西约克郡。他们在议会里的领导人是曼彻斯特纺织品商人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和罗奇代尔磨坊主约翰·布赖特（John Bright）。乔治·汤普森（George Thompson），重要的废奴运动代言人，于1841年在曼彻斯特协助组织了一场有644名牧师参加的著名集会，宣称自由贸易是“福音的政治”。在他的指导下，他们将撤销《谷物法》当成了一场道德宗教运动。科布登说道：“从今以后，我们将抓住人民的宗教情感——他们对神的敬畏将被我们用来颠覆他们对权贵的敬畏。”反谷物法联盟炮制了一种善恶两分的信息，将保护主义和贸易战、军备制造以及权贵对战争的渴望联系了起来，科布登宣称：“我认为自由贸易的原则应该在道德世界中运作，就像重力的原则在宇宙中运作一样——将人们凝聚在一起，突破种族、宗教和语言的藩篱，把我们用永久和平的纽带团结在一起。”[27]
然而与废奴运动一样，这场斗争也是依靠政治上的机遇才得以成功的，这回是托利党首相罗伯特·皮尔的决心。皮尔是贝里的一位富有的纺织品制造商之子，所以人们以为他会是自由贸易的天然拥护者。但就像他最终投身了其他“自由”事业（天主教徒解放、《改革法》以及和平时期的所得税）一样，他一开始信奉传统的托利党纲领，后来才改弦更张。他在《谷物法》问题上改变立场的时间和原因仍有争议，尽管爱尔兰大饥荒骇人听闻的死亡人数显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皮尔并不像科布登那样狂热，或许还认为撤销《谷物法》的意图本质上是保守的：“它将消除广大民众针对地主的最后一项合理的不满意见”，从而支持他心目中“负责任且体面的贵族统治”作为社会秩序的根基的观念。[28]
不管皮尔的动机是什么，他们推动下议院通过了这项法案，尽管他这样做是政治自杀。大多数托利党人联合起来反对他。皮尔的财政大臣亨利·古尔本（Henry Goulbourn）警告说，托利党的团结是“现存唯一能阻挡‘改革法案’革命浪潮的防波堤”，还说撤销《谷物法》将会分裂托利党，激化“阶级仇恨”并导致“不受制约的民主取得最终的胜利”。皮尔是依靠反对党辉格党大多数议员的支持才取得胜利的，而他在托利党内的反对者开始着手报复。其中领头的有尖酸刻薄的本杰明·迪斯累里，迪斯累里让他于《谷物法撤销案》在议会彻底通过的当天晚上，在一个不重要的爱尔兰立法上遭遇挫败。1846年6月26日，热心支持皮尔的维多利亚女王在同一个信箱中收到了这两份消息。她在日记中写道：“那些可憎、短视且不爱国的保护主义者同时获胜和失败了。”皮尔于当天晚些时候辞职。[29]
和支持自由劳动力的斗争一样，支持自由贸易的斗争也离不开英国的全球地位。反对《谷物法》的人认为，国内和殖民地的农业不管怎么妥善经营，都无法养活英国的人口，英国人口从1801年（首次人口普查）的1 050万增加到了1841年的1 850万，几乎翻了一番，而且增长没有任何放缓的迹象。在“不列颠统治下的和平”时期，他们也认为英国再也不用按照以前重商主义者对帝国的定义来运作了，因为它现在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采取行动。特拉法尔加海战之后，英国海军依托遍布全球的基地，保持海路通畅，没有哪个国家的海军在数量和质量上比得过它。1860年，帕默斯顿一如既往地直接指出：“贸易固然不能用炮弹来实施，但没有安全，贸易也无法繁荣发展，而没有武力的保护，安全往往无从谈起。”[30]
讽刺的是，他所谓“没有安全，贸易也无法繁荣发展”的说法——自由贸易要依靠和平——驳斥了科布登矛盾（而且在帕默斯顿看来非常幼稚）的观点，科布登认为情况恰恰相反：自由贸易会带来和平。这仍然是今天科布登协会的愿景，其重要人物包括强硬脱欧派、反欧盟议员史蒂夫·贝克：“和理查德·科布登一样，我们认为，有了诚信经营和自由贸易，国际和平与社会进步就会到来。我们赞同科布登的观点，即‘当人民之间有更多往来、而政府之间有更少互动，和平就会降临在地球上’。”然而在19世纪的英国，自由的意识形态——不管是废除奴隶制度还是撤销《谷物法》——都有赖于英国财富和实力的运作。[31]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1846年，皮尔觉得英国废除贸易保护并不需要其他国家投桃报李。英国市场将对外开放，不管其他国家是否跟进或以贸易让步作为回报。“皮尔之所以认为英国能够单方面对外慷慨，是因为它处于优势的竞争地位。”而且，尽管皮尔不善言辞，但他的传记作家道格拉·赫德（Douglas Hurd）说他1846年2月16日的讲话是“全球化的奠基性文献之一”——他让议员们选择一个“格言”：“是‘前进’还是‘后退’？哪一个更适合做这个伟大帝国的格言？”[32]
英国制造业出口的模式揭示了这种新型自由贸易全球主义的范围。1700年，向欧洲其他地区的出口占到了近84%，但到18世纪70年代，这一比例降到了45%，而向北美和西印度群岛的出口则占到了47%。然后到了19世纪50年代中期，这两个地区的比例分别只有29%和28%，而有43%的英国制成品出口到亚洲、澳大拉西亚、近东、非洲和拉丁美洲。棉纺织品是出口商品的绝对主力，钢铁制品紧随其后。而新大英帝国的地理中心是印度次大陆——英国通过掠夺性贸易和野蛮的武力将其征服，但也用自由的意识形态来为自己正名。[33]
东印度公司在1600年获得了伊丽莎白女王的皇家特许状，它在最初的一个世纪里的活动基本局限于贸易领域。但在18世纪，随着莫卧儿王朝在印度的统治崩溃，英国和法国争夺全球殖民帝国，该公司转而开疆拓土，组建了自己的私家军队，并直接或通过附庸统治者掌控了次大陆的大片领土。在拿破仑战争最激烈的时候，东印度公司拥有25万大军。不过，它的征服导致债台高筑，而且在特拉法尔加海战后，它在印度贸易中的垄断似乎成了没有道理的重商主义老古董。它在1813年被剥夺了大部分的贸易垄断权，并于1833年丧失了全部——它现在的官方角色仅限于管理印度的领土。
对东印度公司利益的攻击和反对西印度群岛奴隶主游说团体的斗争一样，是由福音派和自由贸易者领头的，他们辩称把基督教文明带到印度同样也将促进英国的贸易。1797年，福音派政治家查尔斯·格兰特（Charles Grant）说，至于“那些神交给我们的……遥远领土，难道不是让我们不仅能每年从中攫取利润，还能在它们深陷黑暗、罪恶与痛苦的居民中间传播真理光明而仁慈的影响、有序社会的祝福以及发达工业的改良与舒适吗？……在这一工程的每一项进步中，我们也要服务于我们来到印度的最初目的，这一目的仍然对这个国家非常重要，那就是扩张我们的贸易”。[34]
格兰特完全相信“就连欧洲的法律和制度也远超亚洲，英国的制度更是如此”。[35]这种我们今天会称为“东方主义”的论调充斥着英国教化使命的整个观念。在1833年的法律之后，它体现在1835年的《英语教育法》中，该法用东印度公司的资金来教授印度人英语，进而灌输英国的价值观。
对这一宏大计划最著名的阐述出自1833年的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这位辉格史学家当时是利兹的议员。他认为，“作为一个蒙受远超平凡的政治自由和思想光芒的民族”，英国人没有权利“对整个人类的任何部分隐藏同等的自由与文明”。麦考莱并没有回避这一进程有可能对英国统治印度所产生的长远影响。他写道：“或许通过良好的治理，我们可以教育我们的臣民获得更好的治理能力，这样，他们在学习了欧洲的知识后，或许有朝一日会要求拥有欧洲的制度。”麦考莱不知道“这一天是否会到来”，但他说他决不会“试图阻止或延缓这一天的到来”，因为“不管这一天什么时候到来，它都将会是英格兰历史上最令人骄傲的一天。看到一个伟大民族深陷奴役和迷信的深渊，然后统治他们，使之向往且有能力获得作为公民的一切特权，这的确将是我们所有人的荣耀”。[36]
1858年，在东印度公司残酷镇压了印度士兵起义后，它的统治彻底终结了。女王宣布成立新印度政府的公告说，种族歧视在新的秩序里没有位置。但目前这个从亚丁绵延到缅甸的“大印度”次级帝国对英国的全球活动范围极为重要，在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后更是如此。这使得从伦敦到孟买的航程缩短了40%至7 200英里。印度的税收基本上被用来维持一支由英国人指挥的英印军队以及（在印度兵变后）一支庞大的英国驻军以维护或扩张英国远至埃及（1882年）、苏丹（1896年）和中国（1900年）的帝国利益。在奴隶制被废除后，印度的契约劳工在马来亚、南非和太平洋的英国种植园劳作；印度农民将缅甸变成东南亚的米仓；而从南亚各地延伸出去的贸易网络发展了印度洋沿岸的贸易和零售业。可以说，“在苏伊士运河以东的大部分热带地区，‘英国’的扩张其实是一项英国和印度的联合事业”。[37]
与此同时，政府将印度经济对外开放，使之成为英国棉纺织品和钢铁制品的最大市场，这损害了当地生产者的利益。而消费英国商品和出口原材料也加速了印度农业的商业化进程。英国在贸易上的对手并没有跟着实行自由贸易，因此印度的原材料出口到美国和欧洲大陆对于填补英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逆差至关重要。因为英国与印度存在贸易顺差而与世界其他国家存在巨大的贸易逆差，而印度正好相反，这对于英国在1870年至1914年的国际收支平衡非常“关键”。[38]
因此，像麦考莱这样的辩护者在道义上为英国统治所做的辩解，与殖民剥削的残酷现实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不断增多的“懂英语的”印度人（精通两边的语言与文化）充分利用了这一鸿沟。到19世纪末，这一群体已经有约70万人，在法律界和新闻界非常活跃，但不得进入印度文官体系的高级管理岗位，尽管当局宣称不会有种族歧视，但高级管理岗位基本上都被英国人把持。这些受过教育的印度教精英或者“受尊敬的人”（bhadralok）——被一份官方报告嘲笑为“一种被入学考试所淡化的种姓专制制度”——越来越多地用英国的意识形态话语来挑战英国殖民统治的现状。19世纪末孟加拉的政治领袖苏伦德拉纳特·班纳吉（Surendranath Banerjea）敦促英国将印度“改革教化”成为一个自由的社会，帮助建立“一种阳刚、充满活力、自力更生的印度性格”并灌输“自我管理的艺术”，好让印度成为大英帝国内部的一个自治体。[39]
这些要求得到了其他地方政治家的呼应，特别是以戈帕尔·克里希纳·郭克雷（Gopale Krishna Gokhale）为首的孟买政治家。在印度文官系统退休的官员艾伦·奥克塔文·休姆（Allan Octavian Hume）希望英国能履行自己的原则，在他的鼓励下，一个名叫“印度国民大会党”（Indian National Congres，以下简称国大党）的政党于1885年在孟买成立，对班纳吉的方法表示支持。实际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国大党的时间和精力主要用于筹集在伦敦活动的资金，而不是在印度活动——他们在帝国的首都建立常设机构，发行自己的报纸，并对议员进行游说。鉴于格拉斯顿的自由党对爱尔兰自治的支持，他们争取自由党的工作尤为卖力：在郭克雷于1905年成功访问伦敦后，在国内被誉为印度的“青年才俊”。郭克雷在1914年宣称，“国大党的纲领”是“通过宪政手段在帝国境内获得印度的自治”，而不是通过他所谓的“爱尔兰式的故意添乱”。[40]
当然，很多事情在1914年之后都发生了变化。两次世界大战和随之而来的经济社会动员改变了印度民族主义运动。M.K.甘地建立于非西方的印度价值观和社区观念的大众政治运动也使印度民族主义走向革命化。不过在关键的方面，民族主义运动是在英属印度的背景下，由那些不仅会说英语，还“青出于蓝”的印度臣民所塑造的。举个例子，文化史学家普里亚姆瓦达·戈帕尔（Priyamvada Gopal）认为，英国殖民地的臣民“并不只是英国帝国史的受害者”，“他们的反抗也施压并改变了部分英国人对自由的态度”。[41]
甘地的政治观点与班纳吉和郭克雷非常不同，但他们都想要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来对付英国：帝国成了通往自由的道路。而虽然爱尔兰没有成为一个令人鼓舞的先例，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自治领的和平建立给他们的事业注入了强心剂。
英语文化圈：英语世界的分分合合
“英语文化圈”（Anglosphere）一词在21世纪初流行开来，最近又在脱欧派中间有了市场，他们将它作为英国脱离欧盟之后建立“全球化不列颠”的假定根基。在这一想法的各种版本自19世纪末以来就一直存在：其中著名的有西利的“更大的不列颠”，还有约瑟夫·张伯伦的帝国特惠运动，进而发展出了例如“盎格鲁-撒克逊主义”和“英语民族”等更为宽泛的概念。将这些观念大致串起来的，是对一个更大的不列颠政治体的探究，这个政治体遍布世界大部分地区，这是为了回应民主、社会主义和爱尔兰自治这些当时认为负面的国内矛盾，以及同时期德国、美国和俄国等新兴大国对英帝国的国际挑战。[42]
“更大的不列颠”这一想法扎根于19世纪英国的对外移民现象。从1815年到1914年，约2 200万人从不列颠和爱尔兰移民到欧洲以外——这是那个时期欧亚国家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出。其中可能有三分之一回流或成为“连续移民”（在海外停留一段时间）；总数的65%去了美国，19%（420万）最终移民加拿大，将近11%（240万）移民澳大拉西亚——在20世纪20年代又增加了100万。[43]移民规模如此之大，殖民定居点距离伦敦如此之远，产生了严重的治理问题，特别是还有英属北美殖民地的独立以及1837年至1838年的加拿大起义在前。加拿大的起义尽管没有成功，但还是促使伦敦将“责任制政府”逐个让渡给各北美殖民地，后来它们于1867年合并成一个“自治领”，即加拿大，“其宪法与联合王国的宪政原则相似”。一个可以相提并论的联邦进程在1901年催生了澳大利亚自治领，而新西兰殖民地在1841年之前还是新南威尔士的一部分，后来同样实现了自治，并在1907年获得了自治领地位。
在这3个国家里，英国人的移民进程是通过驱赶当地原住民确立的——随着时间推移，这一人权问题在20世纪成为敏感的政治问题。另一方面，到19世纪50年代，6个澳大利亚殖民地中的5个采用了匿名投票制度——比英国早了十几年，而在1893年，新西兰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允许妇女在全国选举中投票的自主国家。“许多英国民主的核心原则是在定居殖民地进行试验，然后送回联合王国的。”[44]然而，英国实现对南非的控制则更为血腥，其中包括1879年英国征服祖鲁王国，以及随后两次对强悍的荷兰殖民者布尔人的战争——在1899年至1902年的第二次战争中，英国颜面尽失，最后一刻才取得胜利。布尔人（占领区）和英国殖民地组成的南非联邦在1910年获得自治领地位。虽然所有这4个自治领的具体经历各有不同，但它们都走了一条与法兰西帝国的殖民地迥然不同的道路，法国殖民地的终极目标不是独立，而是正式“被同化”——殖民地“臣民”逐渐变成能选出代表去参加巴黎国民议会的法国“公民”。
西利和激进政治家查尔斯·迪尔克（Charles Dilke）这样的维多利亚时期帝国理论家并不认为自治领的自我管理会妨碍它们继续自愿与母国进行来往。虽然“更大的不列颠”一词有不同的用法，但它通常指的是“定居帝国”，即那些由英国移民居住的地区截然不同于以印度为典型代表的种族不同的“征服帝国”。迪尔克在1868年评论道，“东方的英格兰并不是我们所熟悉的英格兰”：在那里，“轻佻的不列颠尼亚带着它的锚和船，变成了神秘的东方专制政体”。[45]在西利看来，“更大的不列颠”由“一个同文同种的民族所组成，人们拥有一样的血统、语言、宗教和法律”，却“散布在没有边界的空间里”，有可能成为一个他所谓的“合众国”。对这种可能性的认识部分是因为科技：蒸汽动力和电力的时代引发了通信革命，使“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出现高度组织化的国家”成为可能，特别是美国和俄国这样拥有大陆体量的巨无霸。但正确的组织方式也很重要，美国革命说明一个殖民体系如果以强迫为基础是有危险的，现在需要的是一个自愿的帝国“联邦”体系。如果更大的不列颠能成为这样的政治体，那么它就能与“未来大国中最强大的国家同台”竞争了。到1914年，各地的移民人数已经非常可观了：加拿大有800万，澳大利亚有500万，新西兰有100万出头，另外南非还有140万。所有这些以英国人为主的移民加起来，相当于英国4 600万人口的三分之一。[46]
1900年前后，这个更大的不列颠到底应该怎样建立成了人们热议的话题。成立于1884年的帝国联邦协会（Imperial Federation League，IFL）力求“通过联邦来保证帝国的永久统一”，并以一个帝国议会来领导。该协会在10年后因内部分歧而瓦解，但它的理念在圆桌运动中得到了延续，这场运动是米尔纳勋爵（Lord Milner）的门徒在协助成立南非联邦后于20世纪初创立的。尽管部分成员在“一战”期间影响不小，例如菲利普·克尔（Philip Kerr）当了劳合·乔治的私人秘书，但他们建立一个“有机联合”的愿望后来被证明只是空中楼阁，一个新西兰人评论道，这反映了他们无法“想象伦敦将不再是世界的中心”。帝国联邦协会失败后，约瑟夫·张伯伦在1903年的关税改革运动中将重点放在巩固经济关系上。他宣称，这将不会适用于印度或其他任何“土著臣民”，只适用于“我们自己的同胞”，即“在帝国所有大的自治殖民地里占多数的白人”。但与张伯伦针锋相对的是金融和商业体制对自由贸易根深蒂固的执着，以及后者宣称“关税改革将抬高粮食价格”的说法——工薪家庭能从自由贸易中吃到“肉”，但只能从帝国特惠制里喝到“汤”。在1911年的帝国大会上，新西兰总理约瑟夫·沃德爵士（Sir Joseph Ward）提交了一份详细的帝国联邦制蓝图，被其他自治领领导人斥为“愚蠢”和“绝对不可行”。[47]
尽管这些宏大的帝国合作方案遭遇失败，“不列颠诸民族”还是在1914年响应了母国的号召。它们的战时经历常常被描述为通往独立民族主义道路上的一大步，其中的故事却更为曲折。这中间无疑有对各自国家英勇行为（1915年澳新军团登陆加利波利或1917年加拿大军队猛攻维米岭）的自豪，以及对伦敦方面“搞砸事情”和没有与它们商量的强烈不满。加拿大总理罗伯特·博登爵士（Sir Robert Borden）抱怨说，“人们不该指望我们派了四五十万人上战场”，却还“愿意接受”被当作“小玩具”一样对待。伦敦确实改变了立场，建立了一个帝国战时内阁，在1917年和1918年召开了三次密集的系列会议，每一次都持续了几个月。南非总理扬·史末资（Jan Smuts）提议使用“英联邦”（British Commonwealth of Nations），表示这比过去的“帝国”更能反映这种新的关系。他在1917年5月对威斯敏斯特议会说：“我们不是帝国。德国是帝国，罗马是，印度也是，但我们是一个民族体系，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共同体，比古往今来的任何帝国都大得多。”[48]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国家自豪感继续与超越性的不列颠身份认同感并存。1931年，《威斯敏斯特法》（Statute of Westminster）首次明确提出“英联邦”的概念，并宣布废除帝国议会为自治领制定法律的权利，但自治领在防务、贸易和投资方面仍旧依赖英国，从英国过去的源源不断的移民维持着与故国之间的纽带。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孕育一种有时被称为“不列颠种族感”的情绪，这一名词的含义现在已经被解构成一种因1918年胜利而产生的“强烈的文化优越感，自视为全球文明的代表”。因此，英联邦成员国是“国家地位和帝国身份认同的独特混合体”，而自治领民族主义也被人用家庭关系形容：子女想要超越自己的父母，新不列颠想要超越老英格兰，而不是新生国家想要挣脱帝国的枷锁。[49]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自治领再度发挥了作用。除了在1940年至1941年保卫伦敦的加拿大军队以及蒙哥马利在阿拉曼沙漠大捷中不可或缺的英联邦步兵外，皇家空军在战争期间近半数的新科飞行员来自自治领。到1945年，皇家空军拥有487个中队，其中100个由自治领提供。而加拿大海军也在大西洋战役的胜利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如果没有他们的话，诺曼底登陆和作战将无法继续。战时自治领军队共有250万名现役人员，占其总人口的8%左右。[50]
不过，更为重要的是英语文化圈的另一组成部分，即丘吉尔所谓英国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其根源是19世纪末两国关系改善，其中英国在美国的大量投资以及英国对美国谷物、肉类和其他进口商品的依赖功不可没。尽管英国政府对华盛顿方面的称霸野心，特别是对其海军有戒心，但仍在19、20世纪之交决定对美国“绥靖”，以集中精力对抗德国和俄国更大的威胁。英国让出在1850年一份条约中的权利就是一例，该条约规定英国有权参与建造任何横穿巴拿马地峡、连通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运河。这让泰迪·罗斯福总统可以自由行动，他也将这一优势发挥到了极致。1914年8月，就在“一战”开打的时候，美国的巴拿马运河开通——就在200年前苏格兰半途而废的喀里多尼亚殖民地所在的达连以西150英里。
虽然两国关系是以大国政治为基础的，但它被用意识形态和文化术语包装起来进行宣传，特别是在英国：“盎格鲁-撒克逊种族”或“英语民族”走到一起了。后者在1917年至1918年的战时同盟后还风靡一时：1918年6月，“英语联盟”在伦敦成立，20世纪20年代的历任主席中就有温斯顿·丘吉尔。他的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美国人，他就常说他自己“身上就是一个英语联盟”。[51]20世纪30年代，丘吉尔开始写一部皇皇巨作《英语民族史》——主要是关于英国和美国，对自治领提及不多（丘吉尔从来没有去过澳大利亚或新西兰）。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经常盛赞“英语民族”的“特殊关系”是战后和平的基石。
然而到战争结束时，英国虽然依然是能和美国与苏联平起平坐的大国，但正如一位不满的高级外交官所言，“三巨头”更像是“两个半”。[52]特殊关系日益成为英国的外交算计，一个衰落的大国企图通过利用文化和语言纽带来驾驭一个新兴大国，最终达到自己的目的。1945年，英国向美国乞求一笔战后借款，有无名氏作诗曰：
在华盛顿，哈利法克斯勋爵
曾经轻声对凯恩斯勋爵说：
“确实他们有钱袋子，
但大脑都是我们的。”[53]
英国几百年来充当全球大国的市井智慧可以好好教一教这个耀眼却没有城府的新大陆巨人：就是这种骨子里的自负。伦敦方面的做法就是当面说好话，背后使伎俩。从来不说“不”，说的都是“是，但是”——“是”要大声地说，“但是”要关起门来小声地说。这与战后戴高乐为了重振法国日薄西山的雄风而大声反复地说“不”的做法迥然不同。这种差别在2003年乔治·W.布什宣布入侵伊拉克后，托尼·布莱尔和雅克·希拉克大相径庭的反应中尤为明显。[54]
不过这种特殊关系也是有真材实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虽然实力大打折扣，但仍然有很多美国能用得着的地方。两党历届政府继续施行征兵制直到1960年，因而保持了英国的军事影响力。20世纪50年代，英国占了西欧工业产值的近三分之一，其军事装备的产量超过了美国其他欧洲盟国的总和。[55]尽管英国在1947年撤出了印度次大陆，但随着美国接过了全球领袖的重担，英国在中东的地位及其遍布世界各地的基地网络对华盛顿方面乃是无价之宝。在这些以及其他方面上，战后英美关系对美国而言有着非常特殊的重要性。
而且即便这一重要性随着英国撤出苏伊士以东而在20世纪70年代逐渐式微，两国关系在质量上仍旧非常特殊，这体现在三个主要方面。首先，华盛顿和伦敦有相互协商的习惯，这一习惯源自战争时期，而因为联系网络得益于相同的语言和相似的价值观，这种习惯在战后得到了延续。协商常常产生共识；即使有时双方会有分歧，用1944年一位外交部官员的话说，“也会考虑到对方的特殊利益或敏感问题”。第二个特殊之处是情报。这同样是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并在1947年的英美协定中正式确立，其中还接纳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所谓的“五眼联盟”）。近年来，这一联盟已经从分享通信情报扩大到了数字领域。英美关系的第三个独特之处是在核武器方面。没有哪个国家能从美国的核技术中获得这么多的好处，最早是1963年购买的“北极星”******，然后是1982年的“三叉戟”。虽然历届英国政府都提到英国的“独立”威慑能力或称赞跨大西洋的“相互依赖关系”，但批评者认为英国其实是依赖于美国的，它的核力量不过是英国所剩无几的军事力量外面的一块昂贵的遮羞布。但不管怎么说，与美国的其他国际盟友相比，核关系确实是华盛顿-伦敦轴心的另一个特殊的与众不同之处。[56]
在“一战”之前，“更大的不列颠”与“英语民族”这两个英语文化圈概念多有重合，但在后来的20世纪里，对英国决策者而言，“特殊关系”变得比“英联邦”要重要许多。这不仅是因为自治领和印度在1945年后各行其是，也是因为英国自身的安全被认为要依靠美国对北约及欧洲的核承诺。在冷战的两极格局下，英国除了投身美国的核保护伞外别无选择，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上，英联邦能提供的完全不值一提。保守党从1961年到1973年转向欧洲就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转向“欧洲”的利弊得失本来是势均力敌的，奠定乾坤的一点是——用1961年4月26日麦克米伦内阁会议记录上的话说——“如果任由共同市场独自在法国的领导下发展，它将成长为欧洲一股独立的政治势力”。最终这“可能意味着六国能够施加更大的影响力，对美国甚至某些英联邦独立国家都是如此”，并削弱英国作为“欧洲与北美之间桥梁”的地位。[57]
各英联邦国家立刻认识到，英国对欧洲经济共同体新的兴趣代表了英国优先顺序的根本性转变。1961年，堪培拉的一个跨部门委员会警告澳大利亚政府，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意图是“将欧洲发展成一股世界政治势力”，而“鉴于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的位置在欧洲、大西洋和亚洲之外，它们”在“联合王国的地位和影响力”方面“似乎遭受的损失最大”。让“母国”尊重“情感”纽带（之前的“不列颠种族爱国主义”）是徒劳无益的。在戴高乐的否决解除之前，英联邦国家在这10年的不确定时期里将它们的贸易多元化。1962年，它们占英国出口的近30%，在英国进口中所贡献的比例也相仿；10年之后，这两个数据都下降到20%左右。[58]
即便如此，新西兰的黄油、奶酪和其他农产品依然严重依赖英国市场，其政府打“亲情牌”也特别有效——这使得英国外交部对欧洲经济共同体的首席谈判代表抗议称，这让“我们在政治上受制于人”，几乎“使我们的加入申请被否决”。为了让新西兰农民获得一个喘息之机，英国在5年内的预算中额外投入了1亿英镑。然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1965年签订了一份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在随后的20世纪70年代砍掉了80%的关税和数量限制。因此在1973年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时，英联邦已经在经济上进行调整了。但在情绪上，遭到背叛的感觉却挥之不去。1992年澳大利亚工党的总理保罗·基廷夸张地表达了这样的感受，他敦促国人抛弃对一个已经“离你们而去，加入共同市场”的国家的“文化谄媚”。[59]
在铁幕倒下、苏联解体之后，有人预测欧共体（即将成为欧洲联盟）和北约将逐渐消亡。而现实与此相反，在随后的25年里，这两个组织都扩大了成员规模，包括了欧洲大部，直到俄罗斯边境。尽管保守党的欧洲怀疑论者总体上坚定地支持北约，但他们毫不犹豫地将2016年的脱欧公投结果描绘成挽回鲍里斯·约翰逊所谓1973年的“背叛”、重建昔日英联邦的联系并重新培养“英语民族”的机会。这一新英语文化圈的某些版本（甚至是2015年英国独立党的版本）将印度包含在内，但其核心还是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四方。丘吉尔传记作者安德鲁·罗伯茨设想这一“联合”是基于“自由贸易、人员自由流动、共同防御和一个有限但高效的邦联结构”，它将“夺回”它作为“西方文明的第三根支柱”的地位。“夺回”一词揭示了这种想法的根源，也就是一个世纪前约瑟夫·张伯伦等人所倡导的帝国联邦。而且和更早之前提倡的“更大的不列颠”一样，人们对它的预测是基于“技术将超越地理的限制”的观念，蒸汽船和电报现在变成了喷气式飞机和互联网。[60]
不过，批评这些想法的人认为它们不过是后殖民时代的怀旧情绪——“帝国2.0”。数十年来亚洲人向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移民已经让这些国家变得不像20世纪40年代那样“盎格鲁”了，而且加拿大魁北克激进的法语族群已经让这个国家正式在宪法上双语并用。在战略上，所有这三个国家都更加依赖美国：加拿大是因为离得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因为它们的重点越来越转向太平洋，特别是在越南战争以后。英国那些英语文化圈的积极倡导者（大多是英格兰的保守党人），其深层次动机是新自由主义对促进创新、鼓励“冒险”、废除限制和消灭衰落言论的渴望。5位保守党议员（都是2010年当选的）草草发表了一份题为《挣脱束缚的不列颠尼亚》（Britannia Unchained）的宣言，其中有一些挺刻薄的评论，例如“英国人一旦进入工作场所，就是世界上最能磨洋工的”。虽然这本书出版于2012年，似乎将欧盟视为既定事实，但在2016年的公投之后，其作者变成了坚定的脱欧派，其中好几个——特别是多米尼克·拉布（Dominic Raab）和利兹·特拉斯（Liz Truss）——在梅的权威动摇之后开始争取首相宝座。[61]
保守党经过3年的明争暗斗，到2019年时，将加澳新英作为灵丹妙药的言论已经少了很多。不管怎样，美国将一直留在英国的英语文化圈中心。它是英国在各个国家中的头号贸易伙伴（尽管这个国家的半数贸易总额是对欧盟的），美国还因为对北约的核承诺而为英国提供了安全保障。但到英国脱欧时，英美特殊关系似乎比过去几年要更加不稳定。虽然特朗普总统宣称自己喜爱英国，是丘吉尔的粉丝，但他“推特治国”的爱好在国际上是颗长期的不定时******，他对北约的承诺说好听了是勉强，而他激进的“美国第一”原则对今后的贸易谈判并不是个好兆头，特别是当英国单独与特朗普谈判，而不是和其他27个欧盟国家在一起的时候。正如帕默斯顿所言，“没有安全，贸易也无法繁荣发展”，单凭英语文化圈的情感，在国际贸易讨价还价中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而且，英国的脱欧努力与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决策者（特朗普除外）的主流观点背道而驰，美国的主流观点是：英国最好在欧洲“内”，而不是在欧洲“外”。这是麦克米伦在1961年决定申请加入的主要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奥巴马在2016年决定替“留欧”讲话：“欧洲联盟并没有削弱英国的影响力，而是将其放大了。一个强大的欧洲不会威胁到英国的全球领导地位，而是强化了英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当然，这一言论直接与“脱欧派”的观点相抵触，而在这一事件上，他们对被外国领导人指手画脚的愤怒或许还被一个更为阴暗的动机所激化。鲍里斯·约翰逊在《太阳报》上撰文攻击奥巴马“非民主地”干涉英国内政，暗示奥巴马对英国的态度或许是基于他的“半肯尼亚”血统以及对大英帝国的“祖传厌恶”。[62]
英语文化圈代表了英国帝国历史的一个重要遗产，特别是通过英语在美国和印度的持续影响而增强了分量，而且它无疑是一种“软实力”的来源。但软实力在现实世界的贸易谈判和国际外交中究竟能起到多大程度的作用，还是极具争议的问题。脱欧派的论调既极其强调国家主权，又希望帝国的文化遗产能提供一个相互依赖的新框架；而且他们认为英国能够冒得起随后在欧陆大国政治中被边缘化的风险——这一假设与英国大多数历史经验相矛盾，即便是在其全球帝国的全盛时期。
帝国回家
脱欧派强调主权的一个核心原因是要“控制我们的边界”并限制进入英国的移民数量。“投票脱欧”运动在宣传工作的最后阶段将其作为关键议题——2016年5月22日，他们推出了一张海报，上面画着一连串脚印穿过一扇像护照一样的门，还写着“土耳其（人口7 600万）正在加入欧盟”。脱欧派警告说，这是“对英国安全的威胁”，因为土耳其的犯罪率和持枪率居高不下。首相戴维·卡梅伦徒劳无功地强调：“土耳其加入欧盟的机会渺茫。他们在1987年就申请了。按照现在进展的速度，他们大概要到公元3000年才能加入。”但土耳其即将入盟的言论非常有煽动性。而且奈杰尔·法拉奇和英国独立党对移民问题进行了更为粗暴的渲染，他们发布了一张海报，上面画的是一长列移民（其实是斯洛文尼亚边境的叙利亚人），还写着“极限点。欧盟辜负了我们。我们必须脱离欧盟，控制我们的边界”。这张海报在投票日前一周的6月16日问世，巧合的是，就在海报推出几个小时后，公开亲欧的工党议员乔·考克斯（Jo Cox）在她的选区被一名男子刺伤枪杀了。当法庭要这名男子自报姓名时，他说：“我的名字是‘叛国者死，英国得自由’。”各党派的政治家迅速对考克斯谋杀案表示谴责。“投票脱欧”运动试图与法拉奇的“极限点”宣传保持距离，但“英国在欧洲更强大”运动将这一举动斥为虚伪。其执行主任威尔·斯特劳（Will Straw）辛辣地评论：“迈克尔·戈夫说他看到英国独立党的海报时哆嗦了一下。那他在看到那张土耳其海报并签字批准时是不是也哆嗦了一下呢？这就是一回事：棕色皮肤的人要来这个国家了。这就是那两张海报所要表达的。”至于法拉奇，他不愿意认错：“至少他们开始谈论移民了。”[63]
长期以来，移民问题一直是特蕾莎·梅重点关注的——从2010年5月担任内政大臣到2016年7月开始担任首相都是如此，这是受到了政治顾问尼克·蒂莫西（Nick Timothy）和菲奥娜·希尔（Fiona Hill）的怂恿，他们狂热地执行了梅的意志。随着梅因为没能兑现她将每年净增移民人数减少到10万以下的承诺而受到越来越多的攻击，她在2012年5月宣称：“目的是在英国创造一个真正不利于非法移民的环境。”[64]虽然其细节依然模糊，但显然移民官员被授意集中对付那些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合法定居英国的加勒比地区移民[所谓“温德拉什世代”（Windrush generation）]，因为他们的材料常常不齐全，而且他们也没钱寻求法律援助。结果，有些人失去了住处或工作，也无法获得医疗服务。内政部官员甚至还分到了强制遣返的“指标”——尽管高级官员和梅的继任者安伯·拉德（Amber Rudd）给出了完全矛盾的说法，后者最终于2018年4月因为误导下议院而被迫辞职。拉德只是萧规曹随，但梅和任何精明的政治家一样，非常小心地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虽然下议院内政委员会在2018年发表了批评性的报告，指责内政部数据粗糙、对“指标”问题闪烁其词以及“讲究严苛地照章办事”，但它似乎故意避免提到梅。[65]
政治家打“种族牌”或揪着移民问题不放已经是战后英国经常发生的事情。但为了能更好地理解1945年以来的这段时期，我们必须对英国的移民史做更为长远、更具可比性的观察。大多数民族国家（特别是那些于18、19世纪在西欧形成的国家）都是建立在占多数的主流族群的基础上的，然后这些人再决定是否让外来者定居并拥有权利，这种决定往往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但如果我们回溯得足够远，那些占多数的族群也是更早期移民的产物，就英国而言，是来自欧洲大陆甚至欧洲大陆以外的地方。在公元后的第一个千年，跨越英吉利海峡的移民通常是以激烈的大规模入侵的形式出现的——罗马人、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维京人以及后来的诺曼人。[66]
尽管诺曼人对政治的影响非常深远，但他们对英格兰人口状况的影响相对较小。对英国和欧洲大陆白人的DNA比较分析指出，英格兰南部和中部的白人可能有30%的基因来自现代德国人的祖先，这是因为5、6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入侵以及随后的通婚。另有40%的基因与法国人相同——这不是因为1066年的事情，而可能是因为约1万年前最后一次冰期结束后的移民，直到约8 000年前挪威的一次大规模山崩引发海啸形成英吉利海峡。这一切都提醒我们，维多利亚时期所谓纯粹英格兰“种族”的观念并不符合现代基因学——甚至也不符合达尔文时代的科学。英国其他地区也是如此。虽然奥克尼群岛的居民在基因上比较特别，有25%的DNA来自9世纪在该群岛定居的维京祖先，但苏格兰、北爱尔兰、威尔士和康沃尔的“凯尔特”地区并没有一个单一的遗传基础，不管它们在文化上有多么相似。各种族群的一系列混居在历史上一直是常态，而且我们也将看见，21世纪可能也没什么不同。[67]
1066年之后，来自欧洲大陆的移民运动继续进行，但规模变小了。我们或许可以看到这样的规律：移民获准入境，一般是因为经济或宗教原因，但他们的存在时不时引发排外运动——例如针对犹太人（在1290年被驱逐）以及汉萨同盟的德意志人（在1598年被驱逐）的运动。在16、17世纪，逃避欧洲大陆反宗教改革的新教难民在英格兰获得立足之地——16世纪六七十年代来自低地国家的瓦隆人和佛拉芒人在伦敦和诺里奇定居最多，还有后来在1685年被路易十四赶出法国的胡格诺派（Huguenots）。那种对待移民的模式仍在延续：移民们带来了一些经济上的利益——荷兰人和德意志人发展了啤酒酿造业，胡格诺派推广了丝织业，但他们也招致了敌意并不时引发骚乱。爱尔兰人在规模和性质上都有所不同，特别是在《合并法案》之后。从1800年到1914年，大约有100万人跨越爱尔兰海到不列颠定居，他们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劳动力，也为英国农业提供了季节性的工人，但也催生了那种猿猴似的形象，即爱尔兰人在种族上“劣于”“盎格鲁-撒克逊人”。1836年，本杰明·迪斯累里宣称：“这个野蛮、鲁莽、懒惰、飘忽不定且迷信的种族与英格兰的品性毫无相投之处。他们的历史就是偏执与流血的不断循环。”[68]
当然，迪斯累里自己是另一个饱受偏见与歧视的族群的后代。虽然他父母是犹太人，但他在12岁时就受洗入了英格兰国教，这让他得以避开给犹太人仕途升迁设置的障碍。尽管奥利弗·克伦威尔在1656年重新允许犹太人进入英国，但反犹主义一直阴魂不散。20世纪初，逃避沙皇大屠杀的犹太难民涌入伦敦东部，导致了住房危机，并引发了不列颠兄弟联盟以“英格兰是英格兰人的”为口号的抗议活动。这场骚动促使议会通过了第一部规范移民进入英国的现代立法。
1905年的《外国人法》意在阻止“不良分子”进入英国，将它放在后来直至今天移民控制的背景下，这部法案带有某种“超越时代”的意味。比方说，对移民问题的规模和性质缺乏足够的统计数据。作为主管部门，内政部先入为主地将外国人视为对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的威胁。该法对外国人“不良性”的定义非常空洞，定义是缺乏“体面维持本人及家属生活的手段”。最终官员决定将此解释为财产不到5英镑。该法的执行困难在我们看来也很熟悉，例如在伦敦港缺少一座合适的“入境接待大楼”（就像纽约的埃利斯岛）来对入境者进行检验和审查。最明显的就是，两个主要政党（保守党制定的法律，自由党不得不执行）中的大多数资深政治家，都不愿意公开（尽管不是私下）与这些会导致舆论出现要“安全还是宽容”两极对立的法律扯上瓜葛。[69]
因此，移民潮和周期性的抗议成了英国长时段历史的一部分。但虽然“英国数个世纪以来就是多民族和多文化的，只在近些年才变成多种族的”——意思是“直到20世纪下半叶，那些被认为在肤色上不同于现有定居人口的群体才大规模在英国永久定居”。[70]尽管近来的研究显示，虽然有非裔罗马人驻守哈德良长城，而且有非洲裔人士生活在都铎时期的伦敦，但黑人在英国本土（不同于从事奴隶贸易的英帝国）直到20世纪都相对较少——在20世纪30年代可能有2万人，主要是在利物浦、格拉斯哥、加的夫和伦敦这样港口城市。[71]但有数以千计的英国黑人臣民在“二战”期间从西印度群岛到英国服役，他们也积极响应了英国战后人力短缺的号召。然而，艾德礼的工党政府试图制止非白人移民，却偏好东欧白人，例如波兰老兵或来自东欧难民营“无家可归的人”（Displaced Persons，DPs）。殖民地事务大臣阿瑟·克里奇-琼斯（Arthur Creech-Jones）警告同僚说，西印度群岛的人“充分了解”英国的“劳动力短缺”以及有使用无家可归的人的计划。“在这种情况下，要求雇用英属西印度群岛的人是自然而然且迫在眉睫的，他们都是英国臣民，而且其中很多在战争期间已经有在英国工作的经历了。”[72]
艾德礼的内阁依然不松口。1948年6月22日，“帝国温德拉什号”带着492名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务工人员在蒂尔伯里登陆。伦敦的《标准晚报》（Evening Standard）用《欢迎回家》的头条标题报道了他们抵达帝国“母国”的消息。尽管政府试图让船改道开往东非，希望用花生农场项目的工作来打发这些移民，但一旦“温德拉什号”在蒂尔伯里靠岸，就不可能再阻止他们上岸了：他们是持有英国护照的英国臣民。在1个月内，除了12个人以外，所有人都在从苏格兰到南威尔士的工商业中找到了工作。[73]
1948年夏天还有一个日子意义重大。7月31日，《英国国籍法》（British Nationality Act）获得御准。在此之前的1946年通过了《加拿大公民法》（Canadian Citizenship Act），1947年的英联邦大会决定各成员国可以自行就自己的公民身份立法。《英国国籍法》新设了“英国及其殖民地公民”这一类别。伦敦方面是想维持英国与“旧自治领”之间“不列颠种族”移民的双向流动——这是英国得以继续自称世界大国的帝国残余纽带之一。这也反映了麦考莱等人在英帝国全盛时期所自豪吹嘘的，即殖民统治的目的就是让被殖民的人“向往且有能力获得”不列颠世界“公民的一切特权”。在一个世纪后的1954年，殖民地事务部的国务大臣亨利·霍普金森（Henry Hopkinson）重申了这一观点：“当今世界对人员流动和移民的限制已经增加了不少，但我们仍然为一个不论什么肤色的人都可以说‘我是英国公民’感到自豪，为他想要且能够来到母国感到自豪。”[74]
当《英国国籍法》在1948年获得通过时，很少有人指望来自“新英联邦”的英国及其殖民地公民会真的实践其合法权利“来到母国”。而且尽管“温德拉什号”的到来现在被当作现代英国多元文化的开端——例如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的英国历史展示中就有体现，但这件事本身并不是移民史的重要转折点。艾德礼认为这件事是“机缘巧合”的产物——一艘返回英国的运兵船，一群经历过战争时期的英国且攒够了船票钱的西印度群岛老兵。[75]而且当时的流入非常少——从1948年到1952年每年只有一两千人。不管怎么说，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政治家和官员们悄悄地进行种族限制，让那些想要移民的人更难获得英国护照——换句话说，在保持英联邦公民来到英国的权利的同时，不给他们离开故土的权利。这种做法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尤其有效，哪怕它们在1947年获得独立后也是如此，但在英属西印度群岛则不然——那里面临严重的失业问题，伦敦方面请求它们拒绝那些无力在英国谋生的申请人，遭到了拒绝。这种经济审查并不适用于旧自治领的（白人）公民。英联邦关系事务大臣斯温顿（Lord Swinton）在1954年对内阁说：“一直有人从旧自治领到英国来碰碰运气，他们没有清晰的计划。去干预这一迁徙自由将是件非常遗憾的事。”[76]
因此，问题的关键就是“肤色”，这一议题在20世纪50年代的保守党内阁中引起了激烈的辩论。数量问题是首要原因：官方数据显示，西印度群岛移民在1954年猛增至1万人，从1955年到1957年每年增幅超过4万。[77]人们以为，考虑到英国白人占绝大多数的情况，可以不经“种族冲突”而被“同化”的有色人种移民数量是有一定限制的——这些词反复出现在官方材料中。这里没有可以量化的明确答案；英国政府普遍认为，只要数量“较少”的有色人种移民在地理上“分散开来”，他们就是可以被容忍的。当然，在这场政府辩论中还是有许多微妙之处的。英联邦关系事务部和殖民地事务部更看重维持与英联邦国家的良好关系；而在另一头，内政部“似乎特别且不加节制地反对来自帝国/英联邦的‘有色’人永久定居，认为这有可能导致英国出现社会动荡，而且在冷战矛盾的背景下，可能会导致共产主义影响的扩大”。[78]
但即便是同一个政党内的政治家也有不同的立场。丘吉尔就对这一问题尤为在意，在1954年至1955年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有不下13次不同的内阁讨论是有关“殖民地移民”的。但正式限制的问题在1955年11月被搁置，这部分是因为丘吉尔的继任者安东尼·艾登并不像他对“种族”那么执着，更加在意的是英联邦的团结。正如斯温顿对同僚所解释的：“任何削弱英联邦团结纽带的行动都事关英国的直接利益。”难的是尽管“我们实际关心的是来自殖民地的有色人种移民”，但一切立法“应该在形式上不带有歧视性”。或者就像丘吉尔的私人秘书戴维·亨特爵士（Sir David Hunt）通俗地说的那样：“我们只要一说我们打算不让这些黑人进来，整个英联邦就会炸锅了。”由于20世纪50年代的保守党内阁无法为这个难题找到一个可行的政治方案，只能说服自己所涉及的移民人数仍然是“可同化的”，他们没有采取任何动作，即便在1958年诺丁汉和伦敦的诺丁山发生种族骚乱后也是如此。[79]
转折点是1961年通过的《英联邦移民法》（Commonwealth Immigration Act）。这是为了应对新的移民浪潮，从低谷的21 600人（1959年）增加到1961年史无前例的136 400人——这批移民主要来自印度和巴基斯坦，因此绝大多数不是白人。“支持控制的理由”据说是基于两方面考虑：“有色人种移民给某些地方政府的住房资源带来了压力，庞大的未同化的有色族群的存在天然有引发社会矛盾的危险。”内阁决定推动立法，因为它最终“解决”了非歧视性的歧视这一难题。入境将取决于是否拥有一张劳工部的凭证。这些凭证将“自由发放”给那些“有工作去向”（a）和那些有“被认为可能对这个国家有用”的训练或资质的人（b），但对“其他”类别的人（c）则要严格控制。内政大臣R.A.巴特勒（R. A. Butler）有几分满意地对他的保守党同僚说：
这个方案的一大好处是，它看起来不会以种族或肤色取人，但在实践中所有来自旧英联邦国家的移民申请者都几乎肯定可以获得进入a类或b类的资格。我们必须承认，虽然这个方案表面上只和就业有关，不会进行歧视，但它的目的主要还是社会因素，它的目的和结果都将几乎完全作用在有色人种身上。
巴特勒进一步澄清了该法的重点，他解释说它不会适用于爱尔兰公民，他们将被视为“和英国臣民一样”。他也拒绝了有关法案应该带有“反对种族或肤色歧视的条款”的想法。实际上，整场内阁讨论的主旨是控制移民，而不是为那些已经入境的人增加住房等资源。然而，财政部已经清楚地表明，那些移民增加了国内生产总值，因为他们大多数人干的是英国本地人不愿意干的工作，例如开公交车或在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工作。简而言之，问题不是经济，而是国家身份认同。[80]
反对党工党谴责《英联邦移民法》是“向种族主义投降”，并在1964年大选险胜后通过了英国第一部《种族关系法》（Race Relations Act，1965年）。但该法尽管禁止煽动种族仇恨和在公共场所有歧视性行为，却不适用于住房或就业，也没有将触犯该法的行为定为犯罪。与此同时，政府认为应该对控制移民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包括大幅削减凭证方案准入的配额。刺激工党做出这一决定的是大选期间西米德兰兹郡斯梅西克选区的保守党候选人意外获胜，因为其拒绝谴责“如果你想要黑鬼做邻居，就投票给工党”这样的口号。工党的住房大臣理查德·克罗斯曼（Richard Crossman）在他的日记中悲伤地写道：“我们变得狭隘了，并且在劳动力严重短缺的时候削减了配额。”不管怎样，他“坚信如果我们不做这些事情，我们在西米德兰兹郡和东南部的选举中将必败无疑……我们觉得我们不得不做保守党所做的事情，并将他们的政策变成两党都奉行的政策来打败他们”。[81]
因此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两大政党都重新定义了英国公民身份的内涵。许多欧洲大陆国家在面对外籍劳工涌入时“辩论让移民获得公民身份”，而英国却反常地“讨论让公民作为移民入境”。显然，“正式的公民身份”没有“建构的国家身份认同”来得重要。换言之，“移民中的白种外国人因为他们被认为有成为英国人的潜力而被吸纳为成员和公民”，英国白人居民仍然被鼓励移民到英联邦国家以“作为更大的不列颠群体的成员和公民来维持海外的不列颠性”。但移民中的有色人种公民则被拒绝接受为英国社会的成员，因为想必“他们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真正的’英国人”。[82]
伊诺克·鲍威尔1968年4月20日在伯明翰情绪化的讲话刻意突出“身份认同”的问题，他的意图比较复杂。原因之一是他在印度服过役，骨子里认为自由民主只能在同质化、不受“共产主义影响”的社会里才能蓬勃发展。同样有力的影响是两周前马丁·路德·金遇刺后电视转播的美国种族暴力景象。但鲍威尔也是野心勃勃的政治家，意在坐上保守党党魁宝座，他精心地将选民来信的片段与他自己煽动性的论调融为一体，使之成为一篇别有用心的精彩讲话。在后来的移民问题论战中，很多著名人物都采用了这种既有坚定信念，又能逢迎取巧的做法。鲍威尔说这个国家允许源源不断的移民以现有的规模涌入，是“疯了，真的疯了”。他宣称：“这就像看着一个国家忙碌地堆集自己火葬用的柴火……当我预测未来时，我有强烈的预感：像罗马人一样，我似乎看到了‘多少人的血将染红台伯河’。”这句话出自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Aeneid），这篇讲话广为人知（虽然有些不准确）的标题《血河》（Rivers of Blood）就是这么来的。[83]
在随后的激烈争议声中（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保守党领导人爱德华·希思将鲍威尔逐出了他的影子内阁，因为他称这一讲话“是种族主义论调，有可能激化种族矛盾”。但据希思的传记作者约翰·坎贝尔（John Campbell）说，“毫无疑问，因为鲍威尔的压力，他让党在移民问题上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84]大多数评论家一致认为，鲍威尔关于种族的言论“鼓励选民支持保守党，这在1970年的大选中至关重要”，希思以31席的多数优势上台。1971年，保守党的新《移民法》（Immigration Act）将传统的“外国人”和“英国臣民”二分法变成基本上“按照种族来划分的类别”。一方面，“有居住权的人”——本质上就是因为出生地或血统而成为英国人的人——不受限制；另一方面，“没有居住权的人”可以申请工作签证，但没有永久定居或申请家属入境的权利。1971年的法律“去除了过去帝国海纳百川的英国臣民或公民概念的最后一点残余”。[85]
两大政党从1961年至1971年实施的移民控制被左派斥为种族主义和狭隘。但看来矛盾的是，它们也促使英国成为一个多种族、多元文化的社会。麦克米伦政府即将实施《英联邦移民法》的报道引发了一场“赶在禁令实施前（申请移民）”的狂潮，让当地旅行社大赚了一笔。结果，英国的亚裔和黑人人口从1960年7月到1962年6月的两年内翻了一番，从25万增加到50万。该法的威胁也促使很多以旅行务工身份临时居留的人决定永久定居并让家人也搬过来。让现有和未来移民的妻子、未婚伴侣及子女入境的决定“明显没有考虑到”未来“可能会产生的影响”。尽管后来有试图堵住漏洞，特别是撒切尔政府的《英国国籍法》（1981年），从1963年到1989年每年都有3万到5万亚裔和黑人移民来英国定居，只有两个年份除外。[86]
入境后，他们也遵循数世纪以来犹太人和爱尔兰人等早期来英国的移民的规律。一开始，他们往往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抱团，忍受当地人的猜疑甚至敌意，并且住着最差的房屋，干着卑微的工作。但后面的几代人开始在地理上分散开来，并且从事更赚钱、更被人信赖的工作，特别是如果他们熟练掌握英语并接受英国服饰的话。简而言之，“沦落贫民窟”然后“融入社会”似乎都有几分“命中注定”的意思。当然，其他因素会阻碍融入社会的速度——特别是严格坚持某种宗教传统，可能是天主教、犹太教或伊斯兰教。在不同的族裔群体之间也有显著的差别。“大多数衡量当代英国人成功的粗略指标（比如住房拥有率、汽车拥有率、不同职业类型的分布情况以及教育成就水平）显示，非洲裔、印度裔和华裔群体比全国平均水平更加成功，而加勒比移民、巴基斯坦裔和孟加拉裔群体的成功程度却低于平均水平。”这种差别既证明了阶级差异，也证明了民族差异。[87]
1971年的《移民法》于1973年1月1日生效——英国于同一天正式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开始了向约2亿欧洲国家公民（基本上是白人）开放边界的进程。按照英国首席谈判代表的说法，“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太多麻烦”，而媒体和议会中偶有出现的批评也没有引发大规模的运动。在20世纪的剩余时间里，数以千计的欧共体国家公民来到英国生活和工作，伦敦出现了大规模的意大利、德国和法国社区。其实，直到2004年欧盟大规模东扩，欧洲移民都没有成为政治问题，加上托尼·布莱尔政府决定立刻批准自由流动，而不是像大多数其他欧盟国家将其分阶段实施（见本书第103页）。从2004年到2017年，来自欧洲其他地区的人口比重从1.5%增加到了5%多一点。90万波兰出生的居民占了全国所有非英国出生居民的10%——比印度出生的还多。这些人口变化发生的同时，英国仍然在吸收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入境的英联邦移民，并试图让他们在英国出生的子孙完全融入社会。这种移民同时从欧洲大陆以及昔日的帝国大规模涌入的现象，在英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88]
脱欧一事对欧盟居民的影响仍在未定之天。但英国走向种族多元、文化多元的总体趋势不会改变。虽然英国历史上以及各地区的人口普查数字并没有完全的可比性，但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大致规律是很明显的。从1991年“族裔”开始成为自我身份识别的类别，到2011年的人口统计，“白种”族群的人口比例从94%降到了86%，其中有80.5%的人自称“白种英国人”。2011年，“亚裔/亚裔英国人”占人口的7.5%，而“黑人/非洲裔/加勒比裔/黑种英国人”的占比为3.3%。种族融合的现象也不断增多。大约一半有伴侣的、英国出生的黑人男性是与白人女性同居，而英国出生的黑人女性的这一数据则是三分之一。尽管“跨族裔”通婚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没有那么常见，但跨族裔通婚现在一共占全体婚姻数量的2%。[89]
尽管近来移民规模较大，情况较复杂，但仍然大致符合英国的长期规律。“在过去的200年里，英国成了这样一个国家：一方面，种族主义普遍存在；另一方面，移民，特别是他们的后代常常见证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流动。”[90]2018年的“温德拉什号丑闻”恰如其分地揭示了这两点。特蕾莎·梅所谓的“（针对‘非法移民’的）不利环境”，试图掩盖弱势非白人公民受迫害的事实。梅在舆论最激烈的时候在唐宁街10号举行了纪念“帝国温德拉什号”抵达75周年的下午茶，这恰恰反映了此前英国领导人（比如拉布·巴特勒）是欺骗、肮脏以及虚伪的混合体。另一方面，梅在丑闻之后任命执掌内政部的萨义德·贾维德（Sajid Javid）是一个巴基斯坦移民之子，其父在1961年来到兰开夏郡，开始当公交车司机。贾维德对“温德拉什号丑闻”曝光的第一反应是：“这有可能是我的妈妈……我的爸爸……我的叔叔……也有可能是我。”[91]
* * *
戴维·卡梅伦想要“不加掩饰”地讲述全球化英国的故事，但也要为“英国所做的事情”感到自豪。但要同时做到这两点很有挑战性。任何有关英国崛起为全球势力的全面故事都既要讨论制海权，也要讨论奴隶制。它必须承认对国家商业和工业革命有贡献的英雄企业家和发明家的智慧，也同样要承认从人口贩运中获得的利润。但它不应该忽视自由的意识形态——自由劳动力和自由贸易，这是英国的帝国工程在维多利亚鼎盛时期就难解难分的一部分。两者都反映了英国的价值观，特别是福音派新教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被这个国家在当时独一无二的财富和实力地位变为政治现实。给奴隶主丰厚的补偿降低了议会废除奴隶制的阻力，自由贸易帝国主义是用帕默斯顿的“炮弹”推行的。这种自由的意识形态——预备让“落后种族”获得自我管理——被用来为殖民统治正名，尽管现实情况常常是不闻不问或种族主义的剥削。然而，出于原则性和机会主义目的，殖民主义者利用这种意识形态，来满足当地人的独立诉求。而且“我是英国公民”（Civis Britannicus sum）——尽管这句肤浅话语的含义不被人所喜欢——最终还是让数以千计的非白人英国“公民”踏上了英国的海岸。他们，甚至包括他们的后代正逐渐改变“英国人”的含义。
要如何讲述这段在历史上和道义上都颇为复杂的故事，这对未来的学者和教师都是一个挑战。那么，未来的政治家们敢直面这样的挑战吗？
[1] J. R. Seeley, 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London, 1883), 296 and 50–1.
[2] Seeley, Expansion of England, 8.
[3] Seeley, Expansion of England, quoting 45, 302 and 192.
[4] D. A. Low, The Contraction of England (Cambridge, 1985).
[5] Powell, speech, 22 April 1961, J. Enoch Powell papers, POLL 4/1/1, file 6(Churchill Archives Centre, Cambridge – henceforth CAC).
[6] David Olusoga, Black and British – A Forgotten History, (London, 2016), 15 –also quoting words written by Stuart Hall in 2008.
[7] “英国的历史和大英帝国的历史是不能被轻易割裂开的”——P. J.Marchall,‘No fatal impact?: The elusive history of imperial Britain’,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12 March 1993, 8。
[8] John Darwin, Unfinished Empire: The Global Expansion of Britain (London,2012), xii–xiii.
[9] Ian K. Steele的书名， The English Atlantic, 1675–1740: An Exploration of 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ty (Oxford, 1986)。
[10] Joseph E. Inikori, Africans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A Study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ambridge, 2002), ch. 6, esp. 227–8,237.
[11] Richard S. Dunn, Sugar and Slaves: The Rise of the Planter Class in the English West Indies, 1624–1713 (London, 1973), 226.
[12] Peter H. Wood, Black Majority: Negroes in Colonial South Carolina from 1670 through the Stono Rebellion (New York, 1974), 152.
[13] Letter of 1779 quoted in Sweetness and Power: 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 (New York, 1985), 119.
[14] 1磅≈ 0.45千克。——编者注
[15] See Mintz, Sweetness and Power , ch. 3, quoting 148; Elizabeth Abbott, Sugar: A Bittersweet History (London, 2009), ch. 2, esp. 56–70.
[16] Winthrop D. Jordan, White over Black: 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 the Negro, 1550–1812 (Baltimore, 1969), 71.
[17] Neil McKendrick, ‘The Consumer Revolution of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in Neil McKendrick, John Brewer and J. H. Plumb, The Birth of a Consumer Society: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London, 1982), 28.
[18] Sven Beckert, Empire of Cotton: A New History of Global Capitalism (London,2014), chs 3 and 9, esp. 73 and 244 (Marx, Merivale); Olusoga, Black and British, ch. 9,esp. 340, 343–6.
[19] Speech of 4 March 1858 in Selections from the Letters and Speeches of the Hon. James H. Hammond of South Carolina (New York, 1866), 317; D. P. Crook, The North, the South, and the Powers, 1861–1865 (New York, 1974), 199–206.
[20] Crook, The North, the South, and the Powers, 6–7; Darwin, Unfinished Empir,168; ‘The prospe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 . .’ The Times, 4 June 1851, 4.
[21] Kathleen Burk, Old World, New World: The Story of Britain and America(London, 2007), 311–24.
[22] 本段引文出自Boyd Hilton, A Mad, Bad, and Dangerous People? England 1783–1846 (Oxford, 2006), 1。
[23] Quotations from Eric Williams, ‘Laissez Faire, Sugar and Slaver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58 (1943), 67; see more fully Eric Williams, Capitalism and Slavery(London, 1944).
[24] Kenneth Morgan, Slavery and the British Empire: From Africa to America(Oxford, 2006), 157; see also J. R. Oldfield, Popular Politics and British Anti-Slavery: The Mobilisation of Public Opinion against the Slave Trade, 1787–1807 (Manchester,1995), 61.
[25] See Roger Anstey,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and British Abolition, 1760–1810(London, 1975), chs 14–17, quoting 374.
[26] Nicholas Draper, The Price of Emancipation: Slave-Ownership, Compensation and British Society at the End of Slavery (Cambridge, 2010), 106–7, 112, 156; Olusoga,Black and British, 230. “解放”后，成年奴隶仍然会被强迫工作6年，以一种为他们的前任主人做“学徒”的方式——这一规定直到1838年在另一场大规模请愿运动后才被废止。
[27] Hilton, A Mad, Bad, and Dangerous People? 502–3; Simon Morgan, ‘The AntiCorn Law League and British Anti-Slavery in Transatlantic Perspective, 1838–1846’,Historical Journal, 52 (2009), 90–1.
[28] David Cannadine, Victorious Century: The United Kingdom, 1800–1906(London, 2017), 219.
[29] Douglas Hurd, Robert Peel: A Biography (London, 2008), 344, 368.
[30] Darwin, Unfinished Empir, 60.
[31] The Cobden Centre, ‘Our Vision’, https://www.cobdencentre.org/about/ourvision/
[32] Quotations from Hurd, Robert Peel, 333, 340, 359.
[33] N. F. R. Crafts,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Oxford, 1985), 143, 145.
[34] Quoted in Eric Stokes, The English Utilitarians and India (Oxford, 1959), 34.Charles Grant曾是公司职员，使用的是自由贸易主义的论点。
[35] Stokes, The English Utilitarians, 35.
[36] House of Commons, Debates, 10 July 1833, third series, vol. 19: 503–36,quoting from columns 535–6.
[37] John Darwin, The Empire Project: The Rise of the British World-System, 1830– 1970 (Cambridge, 2009), 183. See also Claude Markovits, ‘Indian Merchant Networks outside India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A Preliminary Survey’, Modern Asian Studies, 33 (1999), 883–911.
[38] Sugata Bose and Ayesha Jalal, Modern South Asia: History, Culture, Political Economy (1998), 100; more generally, B. R. Tomlins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aj: The Economics of Decolonization in India (London, 1979), ch. 1.
[39] Darwin, The Empire Project, 194–6.
[40] Gordon Johnson, Provincial Politics and Indian Nationalism: Bombay and the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 1880–1915 (Cambridge, 1974), 33–4, 130–1, 187–8.
[41] Sunil Khilnani, The Idea of India (London, 1998), 23. Priyamvada Gopal, Insurgent Empire: Anticolonial Resistance and British Dissent (London, 2019), 5–6.
[42] See Duncan Bell, The Idea of Greater Britain: Empire and the Future of World Order, 1860–1900 (Princeton, 2007), ch. 1.
[43] Darwin, Unfinished Empir, 90, 95. 英国人口在1815年时约为1 600万，到1914年时增长到3 900万。
[44] Carl Bridge and Kent Fedorowich, eds, The British World: Diaspora, Culture and Identity (London, 2003), 5.
[45] Miles Taylor, ‘Imperium et Libertas? Rethinking the Radical Critique of Imperialism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19 (1993), 12.
[46] Seeley, Expansion of England, 158–9, 301; Robert Holland,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Great War, 1914–1918,’ in Judith M. Brown and Wm. Roger Louis, eds,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 4 (Oxford, 1999), 117.
[47] Michael Kenny and Nick Pearce, Shadows of Empire: The Anglosphere in British Politics (Cambridge, 2018), 17, 28; John E. Kendle, The Round Table Movement and Imperial Union (Toronto, 1975), 302; W. David McIntyre, Historians and the Making of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of Nations, 1907–1948 (London, 2009), 116.
[48] Martin Thornton, Sir Robert Borden (London, 2010), 46; W. K. Hancock, ed.,Selections from the Smuts Papers, vol. 3 (Cambridge, 1966), 510–11.
[49] Brown and Louis, eds,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4: 71–2.
[50] Ian E. Johnston-White,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and Victor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2017), 92, 143, 270–1. 印度也征募了大约250万军队，其中大部分是志愿军，但这还不到该国3.15亿总人口的1%。
[51] John Ramsden, Man of the Century: Winston Churchill and his Legend since 1945 (London, 2002), 326–9.
[52] David Dilks, ed., The Diaries of Sir Alexander Cadogan, OM, 1938–1945(London, 1971), 778.
[53] Richard Gardner, Sterling-Dollar Diplomacy in Current Perspective (3rd edn,New York, 1980), xiii.
[54] On this, see Peter Riddell, Hug Them Close: Blair, Clinton, Bush and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London, 2003).
[55] John Baylis, Anglo-American Defence Relations, 1939–84: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2nd edn, London, 1984), 43.
[56] See David Reynolds, ‘A “Special Relationship”: America, Britain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Reynolds, From World War to Cold War (Oxford, 2006), 308–30; Alex Danchev, On Specialness: Essays on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London, 1998).
[57] CC (61) 24, 26 April 1961, CAB 128/35 (TNA).
[58] Stuart Ward, Australia and the British Embrace: The Demise of the Imperial Ideal (Melbourne, 2001), 81; Kenny and Pearce, Shadows of Empire, 78–81.
[59] Sir Con O’Neill, Britain’s Entry into the European Community: Report on the Negotiations of 1970–1972 (London, 2000), 146; Paul Keating, Australian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27 Feb. 1992, http://australianpolitics.com/1992/02/27/keating-blastsliberal-party-fogies.html
[60] Andrew Roberts, ‘CANZUK’ The Telegraph, 13 Sept. 2016, 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2016/09/13/canzuk-after-brexit-canada-australianew-zealand-andbritain-can/; and Andrew Lilico, ‘From Brexit to CANZUK’, Financial Post, 1 Aug. 2017,https://business.financialpost.com/opinion/from-brexit-to-canzuk-a-call-from-britain-toteam-upwith-canada-australia-and-new-zealand. See also Boris Johnson, ‘The Aussies are just like us’, Daily Telegraph, 25 Aug. 2013, 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politics/10265619/The-Aussies-are-just-like-us-solets-stop-kicking-them-out.html
[61] Duncan Bell, ‘Empire of the Tongue’, Prospect, February 2017, 42–5; Annabelle Dickson, ‘Ex-colonies to UK: Forget Brexit “Empire 2.0”, Politico, 26 Feb. 2018,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commonwealthsummit-wont-be-empire-2-0-for-brexit-uk/;Kwasi Kwateng, Priti Patel, Dominic Raab, Chris Skidmore, Elizabeth Truss, Britannia Unchained:Global Lessons for Growth and Prosperity (London, 2012), 61, 78. Seegenerally Kenny and Pearce, Shadows of Empire, chs 6–7.
[62] Barack Obama, ‘Barack Obama: As your friend, let me say that the EU makes Britain even greater’, The Telegraph, 21 April 2016, 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2016/04/21/as-your-friend-let-me-tell-you-thatthe-eu-makes-britain-evengr/; Jon Stone, ‘Boris Johnson suggests “part-Kenyan” Obama may have “ancestral dislike” of UK’, Independent, 22 April 2016,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uk/politics/borisjohnson-suggests-part-kenyan-obama-may-have-an-ancestral-dislikeofbritain-a6995826.html
[63] Tim Shipman, All Out War: The Full Story of Brexit (London, 2017), 297–302,386–92; Owen Bennett, The Brexit Club: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Leave Campaign’s Shock Victory (London, 2016), 323.
[64] James Kirkup and Robert Winnett, ‘Theresa May interview’, The Telegraph, 25 May 2012, 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uknews/immigration/9291483/Theresa-May-interview-Were-going-to-give-illegal-migrants-a-really-hostile-reception.html
[65] HC 500 and 990 (15 Jan. and 3 July 2018), quoting HC 500, 3; see also Amelia Gentleman, The Windrush Betrayal: Exposing the Hostile Environment (London, 2019).
[66] Panikos Panayi, An Immigration History of Britain: Institutional Racism since 1800 (London, 2010), 11–13.
[67] Stephen Leslie, et al., ‘The fine-scale genetic structure of the British population’,Nature, 19 March 2015, 309–14; cf. Hannah Devlin, ‘Genetic Study reveals . . . ’,Guardian, 18 March 2015.
[68] Panayi, An Immigration History of Britain, 13–26; Robert Blake, Disraeli(London, 1960), 152–3.
[69] Jill Pellew, ‘The Home Office and the Aliens Act, 1905’, Historical Journal,32(1989), 369–85, quoting 369 (‘timelessness’). The Act is 5 Edw. 7, cap 13.
[70] Ian R. G. Spencer, British Immigration Policy since 1939: The Making of Multi Racial Britain (London, 1997), xiii.
[71] Olusoga, Black and British, 29–33, 467; Miranda Kaufmann, Black Tudors: The Untold Story (London, 2017).
[72] Winston James and Clive Harris, eds, Inside Babylon: The Caribbean Diaspora in Britain (London, 1993), 22.
[73] Olusoga, Black and British, 493–4.
[74] HC Debs 5 November 1954, 532: 827.
[75] Spencer, British Immigration Policy, 52–3, 55.
[76] Spencer, British Immigration Policy, 23–31, 67 (Swinton), 89–90.
[77] Kathleen Paul, Whitewashing Britain: Race and Citizenship in the Post-war Era(London, 1997), 132, 234.
[78] Spencer, British Immigration Policy, 42–6.
[79] Swinton, memo, 23 Nov. 1954, C (54) 356, CAB 129/72; Andrew Roberts,Eminent Churchillians (London, 1994), 225, quoting Sir David Hunt, 31 Dec. 1992; and generally Spencer, British Immigration Policy, 58–87.
[80] Spencer, British Immigration Policy, 87–91, 115; Butler, memo, ‘Commonwealth Migrants’, 6 Oct. 1961, C (61) 153, CAB 129/107; Cabinet meeting, 10 Oct. 1961, CC 55 (61) 3, CAB 128/35. See also Dennis Dean, ‘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and the 1961 Commonwealth Immigration Act: The Inside Story’, Race and Class, 35/2 (1993), 57–74.
[81] Paul, Whitewashing, 168, 174–5; Richard Crossman, The Diaries of a Cabinet Minister,vol. 1 (London, 1975), 2 Aug. 1965, 299.
[82] Quotations from Paul, Whitewashing, xiv–xv.
[83] 1968年4月20日在西米德兰兹地区保守政治中心的年度大会上的演讲，POLL 4/1/3 (CAC)；Peter Brooke, ‘India, Postimperi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Enoch Powell’s “Rivers of Blood” Speech’, Historical Journal, 50 (2007), 669–87; Camilla Schofield, Enoch Powell and the Making of Postcolonial Britain (Cambridge, 2013),208–37。
[84] Schofield, Enoch Powell, 237; John Campbell, Edward Heath: A Biography(London, 1993), 245.
[85] Quotations from Nicholas Hillman, ‘A “Chorus of Execration”? Enoch Powell’s“Rivers of Blood” Forty Years On’, Patterns of Prejudice, 42 (2008), 104, and Spencer,British Immigration Policy, 144.
[86] Spencer, British Immigration Policy, 129–34, 154–5; Neil MacMaster,Racism in Europe, 1870–2000 (London, 2001), 181. 英国因为接纳被Idi Amin的政府驱逐出乌干达的亚洲人（大多数持有英国护照），1972年的移民总数超过了6万。
[87] Panayi, An Immigration History of Britain, 94, 121, 183; Spencer, British Immigration Policy, 158.
[88] Con O’Neill, Britain’s Entry into the European Community (London, 2000),232; Office of National Statistics, ‘UK Population by Country of Birth and Nationality:2016’, esp. section 7, https://www.ons.gov.uk/peoplepopulationandcommunity/populationandmigration/internationalmigration/bulletins/ukpopulationbycountryofbirth andnationality/2016#poland-remains-the-most-common-non-uk-country-of-birth-andnonbritish-nationality
[89] Office of National Statistics, ‘Ethnicity and Nationality Identity in England and Wales: 2011’, https://www.ons.gov.uk/peoplepopulationandcommunity/culturalidentity/ethnicity/articles/ethnicityandnationalidentityinenglandandwales/2012-12-11#changingpicture-of-ethnicity-over-time; Miri Song, ‘Is Intermarriage a Good Indicator of Integration?’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35 (2009), 332, 344.
[90] Panayi, An Immigration History, 316.
[91] Edward Malik, ‘Sajid Javid’s Windrush fury’, Sunday Telegraph, 28 April 2018, https://www.telegraph.co.uk/politics/2018/04/28/sajid-javids-windrush-fury-could-havemum-d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