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后的散文欣赏：王明明一个伐木时代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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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伐木时代的终结
王明明
2014年春节，松竹给我打电话，说他家搬到城里（林业局）、住上楼房了，有地热管，房间宽敞明亮，再不用一家人挤在火炕上，为节约成本冬天冻得瑟瑟发抖，也不用因灶坑不好烧弄得满屋乌烟瘴气、狼狈不堪。松竹是我高中同学，他家住在红星—小兴安岭最里的一个林业局的郊区林场，再往北数里就出了国界。十年前高考结束时，我们几个同学成了撒了圈的鸭子，挨家挨户把小兴安岭的那些林场跑了个遍：红星、汤原、浩良河、鸡岭（我家）……
“后来，有一场考试，就这样散了。”
在网上看到这句话时，我想到了伴随我们成长的那些林场，他们即将像松竹的家一样，一波波地从地图上消失，宣告一个伐木时代的终结。
1. 旗招展的秋
悲秋——历代文人骚客的秋之情怀，林场，则与文人无关。七八十年代的小兴安岭林场，不吝啬他的豪放与粗野，不遗余力地展示他旺盛的生命力，七八十年代的林场，是声音的结合体。
“嗨呀呱那个吼嘿，向上走那么吼嘿，快使劲儿那么吼嘿，吼嘿吼嘿吼嘿……”吼嘿声里，抬木头的男人脖颈间青筋暴起，六个人、八个人、或十个人双侧排开，撬杠下的木头缓缓升起来，沿着工人脚下的舢板，和地面呈45度角往上爬，一侧搭在火车车皮边缘的舢板被踩得咯吱响。随着“咕咚”一声闷响，木头最终砸进车皮里。人们纷纷坐在铁轨上卷起旱烟。
胡炳义，扛木工，林场开发者的后代，按理说该属“林二代”，我并不想这么称呼他，原因在于系统的、机械化的采伐起始于他们这一代，他们是先驱者。他们的父辈们，那些“半路出家”托儿带口来到林场的人，采取零星采伐，觅食一般，更像是动物的自然迁徙。而他们不一样。相对于他们的父辈来讲，他们身上的使命味道显得更加浓烈。
时间往前推十余年。60年代，马车和手锯的组合，开启了鸡岭早期零星采伐的序幕。我的父亲，较胡炳义小十余岁。1964年，当他被我祖母从姨奶家接回鸡岭时（父亲从小被祖母过继给其妹妹，东北称“姨奶”），东方红拖拉机曾短暂充当过从山里往林场运送木头的工具，后来因鸡岭林场规模小，东方红拖拉机被调到别处，马车继续充当着运送木头的主力工具，持续了整个60年代。鸡岭的完全机械化采伐，开始于1975年，林场成立了机械化采伐段。柴油锯和老解放，到后来的“东风”轮番登场，拼凑成了一个完整的机械化伐木时代。
50年代初出生的胡炳义，年轻时经历了跟随其父亲的零星采伐，那时他还年轻。在他肩膀能负担起木头的重量开始，木头在他肩上压了几十年。到机械化采伐阶段，他已然成了老手。老手没学过开车，只能持之以恒靠肩膀出力，这是他的宿命。岁月荏苒，老手们抵不住秋天高强度的节奏了，脊背一天天被压弯下去，抽烟和喝酒的量日益增多，目的自然是解劳动之乏。另他欣慰的是，一车车木头从山里被运出来，一片收获的景象。在他看来，被运出来的不止是木头，还有热烈的气氛。
80年代末，采伐最旺盛的时代，胡炳义的儿子坐在汽车里，女婿则在山里从事另一番劳动的景象。
“顺山倒喽……”女婿可能在研究一棵红松倒下去的方位和角度，以避免危险的发生。
红松，被誉为森林之王。总蓄量占全国一半以上的小兴安岭，因此有了“红松的故乡”之美誉。战斗就这样打响了。成群结队的红松被伐倒，当然，也有少量的桦树、椴树、柞树、水曲柳……它们粗细均匀，直径是一个成年男人怀抱的宽度。你几乎很难想象，一个大家族，上上下下老老少少都在从事与木头有关的劳动，伐木的、运木的、检尺的、扒树皮的……他们在为林场忙碌，同时也为自己。数字表明，1999年，小兴安岭朗乡林业局木材年采伐量为五十万立方米。而我相信，再倒数十年，这个数字，充其量也只能算朗乡林业局某一个林场一年的采伐量，比如鸡岭。机器轰鸣声，吆喝声，叫喊声，笑声……不绝于耳，充斥着林场的角角落落。轰轰烈烈的时代里，闭上眼，你能分辨出树木倒地的声音。这是属于年轻人的时代。
一个老人坐在树桩上叹息着，那个老人，是胡炳义的父亲，或成千上万为树木忙碌一生的人。愈是伐了一生树木的人，愈会和树木达到一种神交的境界，好比一生为敌的两个人，最了解和最珍视的，也只能是对方，亦敌亦友，说的正是这一道理。在此，人与自然达成了一种默契，彼此述说着他们之间的隐秘。
2.秋天的秘密
秋天的秘密，来自于红旗。在机械化采伐的同时，“护林防火”的概念被提出。红旗，作为防火的标志，被悬挂在老电影院头顶，是人屈服于自然的象征。那红旗不是每天都有的，狂风大作的秋天，防火工把它插在林场最显著的位置，红旗随风欢快摆动，林场人都看得到。最先注意到他的，是放学的孩子。老电影院的存在，使得孩子们没有注意不到红旗的理由。他们开始疯跑起来，告诉他们的母亲“插红旗了，插红旗了”，母亲随即蒯瓢水将灶坑里燃得正旺的柴火浇灭。这顿饭就只能对付着吃凉的了。
“采伐”与“砍树”的区别，我理解体现在运作模式上。前者属于集体化的规模生产，倾向于活动；后者则倾向于动作感，代表着私人化的索取。家家户户都在砍树，砍树的直接用途是直接用作燃料，也就是烧火。燃烧柴火烧掉的木材量有多少，没人统计过，想必是天文数字。护林防火开始，象征着采伐旺季的渐行渐远。人们认识到“保护”的重要性，红旗，就这样成了大自然的口谕。
制作包含“天保工程”字眼的宣传牌是林场派给父亲的活。采伐不忙时，父亲从事的劳动通常与“铁”脱不了干系。他花了大约两天时间，把牌子上的字喷好，一块铁牌一个字。重点工作在后面，要在进林场的路口制作一个大门框一样的东西，当然得是镂空的铁架子，高约两层楼，然后把“天保工程”的宣传牌贴上去，两侧是领导拟好的对联，大意是要保护山林，合理采伐了。
人们在渴望永恒的同时，认识到永恒的不存在。到我们这代人时，逐渐显示出一种与林场标志劳动相悖的趋向。长到一定年纪的我们，不再被要求进山劳动了，这源于时代文明进步下父母对孩子愈发温柔的呵护，更直观展现了采伐周期的缩短。而采伐周期的缩短，源于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更直接的则在于人们看到了树木的日渐稀少。望一眼北山，没了厚重的绿毯子模样，像一幅残画，它的单薄，在冬天树叶掉光后愈发明显。
孤独，同样是诞生在秋天里的秘密，它开始在林场游走，游走在无所事事的孩子身上。一个百无聊赖的男孩在孤独中寻找让舌头满意的食物——桦树蜜，最天然的甜品，从桦树的横截面分泌而出，跟蜂蜜几乎同样的颜色，同样的形态。不同的在于它没被蜜蜂做二次加工，倘若桦树长在地里没被伐出，那么，没人能获取它。想得到，并非易事。调控采伐量的90年代，火车皮拉不完林场里的木头了。木头被堆得老高，堆成了木楞。只能看到木头横截面的孩子，尚未学会区分松树与桦树的本领，要在堆积如山的红松里找寻桦树，有一定难度，常常把松树的树油当成桦树蜜吃了一嘴的事时有发生。没多久，木楞最下面的桦树蜜早被孩子们洗劫一空，唯有爬上最高处——三四层楼房的高度，这是属于勇敢者的游戏，勇敢，从来都只属于少数。危险悄然而至，那个叫王明福的男孩，最终把骨骼断裂的声响留给了木头的夹缝中间，他认识到一种深刻，与孤独相伴而生的深刻，从他十三岁开始，很可能会持续很多年，甚至一生。
90年代初的鸡岭林场，孩子的甜蜜抵不过巨大的无奈。林场不再有中学。上初中要坐一个小时绿皮火车到林业局去，和大多数孩子一样，绿皮火车给予我的美好记忆诞生于我十三岁那年，之后便再也抹不去了。随之而来的离家，独立，都与绿皮火车脱不了干系，以至于我在自己的多篇散文中都会写到它。随着时代的进步，在绿皮车几乎退出历史舞台的今天，在偏远山区，它仍担负着人们出行的重任，是山里人的最爱。花上一两元钱，坐上个把钟头，粗野的山里人与不修边幅的乘务员上演着各种各样的故事，他们俨然一家，没有了检查者对乘客的严肃和对立，也没有服务者对客户的热情和讨好，他们体现出一种熟稔后的和谐。
绿皮车，成就了林场与山外世界的秘密。乘务员与乘客交流着采山的信息，学生们则躲在一处无人的角落翻翻书，或者带上耳机听音乐、学英语。学生，他们正以一种文明的方式发出与林场相悖的气息，带给林场一种细腻和浪漫之美。但林场必须面对的是，这些带着眼睛、捧着书本的学生们，属于侵袭和传染的一代，他们与林场的秘密在于，他们影响着林场走向变化，手无缚鸡之力的少年，给林场带来了山外的世界。
3.人在，林场在
采伐周期变短，这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并不漫长。几年后，人们学会了规划，把每年的采伐规定在指定的几个月份，到只变成某一个月，前后用不了两年。再后来，以林场为单位的盈利性采伐宣告停止，林场不久后也就关门大吉了。
林场的倒闭，在世纪末已露端倪，甚至可以说完全被确定。但是林场并没消失，因为人在。没人能阻止靠山吃山的人们，私人化的砍伐还在继续上演，削片场直接建在了山脚下，收一些瘦小的“水曲柳”、“白桦”，和粗壮松木的边角料。人们把四轮拖拉机换成了三轮车。吱吱吱，在机械大采伐阶段的前的手工锯再次起到用武之地，它们是前辈，得到人们应有的尊敬，像老鼠啃食旧书，你能清晰地听到大山里的哪棵树又倒了，甚至能估算到树的年轮。
树皮，同样有用，当然得是光洁的白桦，那是妇女们的最爱。总有收桦树的树皮人，没人管收取了能做什么，她们只知道能赚钱养家，就足够了。妇女们用一种自制的扒树皮工具，在木楞里找寻砍伐下来的白桦。嗞嗞嗞，白桦被脱光了衣服，妇女们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即便再后来私人工厂也宣告倒闭，可家家户户的采伐仍将延续着。他们不再为了卖钱，只为了生活所需。椴木菜板在火车上能卖到几十块钱一个；老人下葬的棺材板也都是自己撺料。当然，最多的，成了燃料，被扔进了灶坑。大块大块的木头被扔进灶坑，山渐渐就被烧光了。倘若放在今天，人们断然舍不得。或许那时也舍不得，可是即便舍不得，又能烧些什么呢？
即便没有知识，人也是聪明的。自然，是最伟大的哲学家。人们盯着山，盯着盯着就发现了山的变化，开始有意无意攒些柴火。在东北，人们把伐下来的树用斧子劈成能烧的木块，在垛在一起，成为“板垛”。家家户户，总得攒下几平的板垛，那时的板垛，很少用来卖，都留着自家烧，烧不完的一直也堆在那，占了一两亩地的面积，风吹日晒，木头由浅淡变成了浓黑，由规规整整变成东倒西歪，也不失为林场家家户户特有的景致。
有时，这景致里的某一处还会长出惊喜：蘑菇或木耳。用它们来做菜，包饺子，无与伦比的美食。
攒柴火垛，其实是大山里的人们最初想到的“可持续发展”。
4.林场有疾
林场作为一种集体大生产，一种特殊的存在形式，所体现出的人与人的集体意识和团结友善，是当下这个时代所不具备的。我在一篇小说里写道：
林场的房子都是机械化采伐初期场里给职工统一盖的整栋整栋连在一起的。这种整栋连在一起的房子里居住着在同一个场子里一起劳动的林场工人，男人们白天一起劳动，晚上一起喝酒。夏天的傍晚，父亲隔着木栅子和胡炳义边喝酒边说话，聊得起劲的时候就干脆拿着酒壶从栅子挨墙的小门窜到隔壁去。每次谁家有什么好吃的都互相端来送去，尤其是熬大馇子粥的时候，从来都是一家熬一大锅，然后在院子里喊上一嗓子，另几家就纷纷拿盆子过来盛。
人与人，就像血液里的一个血细胞与另一个血细胞，组成了林场的血脉。它们欢快地流动着，任何一个突发的、不愉快的时间，都将影响他的运行节奏，比如那些让人不忍接受的意外。
我最开始目睹非正常死亡是在十岁那年，主角是我家前两栋房之隔的老石家儿媳妇。生了一对龙凤胎的她本该过一种幸福的生活，可她却在丈夫进山的一个下午给自己交给了一瓶农药。最终究其原因，家暴被揪了出来。家暴是家庭的疾病，它却把林场的疾暴露出来——交通的不便和医疗条件的匮乏。事实上，老石家的儿媳妇本不至于送命的，发现她时，正处于农药的药效发作的时候，她显得痛苦不堪，只能拉去林业局医院洗胃，可林场没有能拉她出去的汽车，那时也没通电话，从外面要车进来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人们只好跟铁路“要点”，去火车站协商，让一列途经林场的特快列车为其停留一分钟。可即便一分钟，协调起来也要大费周折，就这样，老石家的儿媳妇在等待和折腾的过程中断送了性命。
这样的事越来越多，脑出血、脑血栓之类的只要对时间有严格要求的疾病，在林场，都成了让人送命的病，人们在和时间的赛跑中一次次败下阵来，林场在追赶时代的脚步中一次次败下阵来。即便后来通了汽车，安装了电话，患病者多数也经不起一两个小时的崎岖山路。疾病成了继教育后的又一大疾。
教育是有的，但好的教育、让人踏实的教育却早已不复存在。1997年我在林场小学读六年级时就隐约感到了林场的微妙变化。那时，我的同学及下面的弟弟妹妹们陆续转学，最可怜的三年级一共才十二个学生。林场效益不好，出走的人越来越多。我读初中时，每次放假回家总会骑单车去场子里转转，那会儿开始已经陆续少了东西，办公房从两栋变成了一栋，最后剩下孤零零的半截。林场子弟小学倒闭了，学生被集中到了林业局，建起了中心小学，收拢孤儿一样地收拢着各个林场的学生，使得才上一年级的小孩就得离家。林场子弟小学的学校房被承包给了林场的一个下岗职工，变成了养牛场，整天成群结队的苍蝇围着新鲜的牛粪乱转。渐渐地，越来越多舍不得孩子的父母选择去陪读，林场渐渐地就会只剩下老弱病残者。林场，成了寂静无声的哑巴。
倘若教育资源的匮乏让孩子们的成长在失去的同时多了一番精力历练和愉悦的人生体验，那么交通和疾病则只能让痛苦得到加剧，让离别一次次上演，林场之疾，愈发让林场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
5.背离林场的跋涉
现在，你能看到的林场基本上是这样一种状态：孩子读小学开始就离开林场去了林业局或者市里，孩子的母亲一般选择陪读。他们的父亲，即便没有学历没有文化，也不得已只能选择走出林场的打工之路，林场提供不了能供养起一家生存的劳动和收入。
胡立生，胡炳义的儿子，作为走出林场的一员，他仍选择了一项跟伐木有关的工作，只是不再在自己的祖国，而是跟着一大帮小兴安岭各个地方的工友一起去了俄罗斯。办完劳务输出护照的那天，他舒了一口气，终于有了营生，紧接着陷入沉思。在林业局读书的女儿和陪读的媳妇算是离家了，他这又要离家了，而且走得更远。一家人四分五裂，家的概念让他想起童年时代的林场，感慨万千。他知道，他这一走，起码一年，他的孩子才刚刚读小学一年级，就要面临对父亲的思念，妻子要面临对丈夫的思念。她当时肯定没法预料，她要承受的不仅仅是思念之痛，更多的是担忧。
2013年有一阵子，网上有条新闻，在俄罗斯务工的中国林业工人因工资和老板粗暴对待等问题曾一度罢工，躲到了深山老林里。这则新闻让胡立生的媳妇看到了她之前无法预料到的东西。没办法，为了生存，人们总得舍弃些别的东西，舍弃幸福，过上一种长久漂泊无倚、有家似无家的生活。
胡立生，属于经历过采伐，真刀实枪在林场开过车、拉过木头的“林二代”。与我同龄，却因辍学走出林场的“林二代”则如蕨根一般，在他们还没准备好的青春期就随波逐流，流入城市。我的表弟，当初在齐齐哈尔学习保安，先后漂泊与北京、大连等地给人家修手机，中间一度陷入传销不能自拔，在被生活折磨得遍体鳞伤之后，最终在西安定居下来，继续从事着修理手机的行当，和女朋友拉锯式地恋爱着，一边积攒成家的资本。李立军，我小学同学，在我们失联数年之后，我在网上联系到了他，听他说着见过这个大明星那个大导演的，到头来不过是在剧组里跑龙套。有的时候，他们会回到林场，一年一次，约定俗成似的。设身处地地说，不仅在于林场有大家的牵挂，林场更成了年轻人中途歇歇脚、喝口水，安静地躲避一会、思考一下的港湾。
当然，有的人没选择走出林场，但它们所从事的工作早已与采伐脱离开来。这里面的大多数成了农民，承包了林业局的耕地。这些耕地都背靠山坡，在成为耕地的十来年之前，全是茂密的森林。森林经历了被砍伐，被烧荒，被开垦的过程。
刘宝生，我的另一位小学同学，比我大五岁，这一点不奇怪，他自小懒惰不爱学习，就一路留级下来，跟我姐姐同学、跟我表哥同学、最终跟我做了同学。有一年国庆节我回去的时候碰见过一次他，我没想到我们的相见竟以那样一种方式，当时，我打扮成一位走马观花的体验者一样挎着相机坐在我爸的拖拉机车斗上从山里出来，而他正跟着别人的拖拉机进山参与秋天最繁忙的收割。我们两人乘坐的拖拉机擦身而过，我匆匆一瞥那个人影，他在另一台拖拉机的车大厢里，在厢板上露出头来，怯怯的，直到彼此间的距离从两米三米，变成五米十米，我们没来得及打招呼就匆匆而过。那种感觉，有点像鲁迅与闰土，等我认出他、他也发现我的时候，我们各自乘坐的拖拉机早已分开了几百米。那背景是一片金灿灿收获的黄。我看见他的脑袋在拖拉机车斗的挡板上探出来，久久也没表现出任何举动。然后，他就像山风一样，消失在林场的秋天里。
他三十多岁了，还没成家，连女朋友都没有。
当然，有经济头脑，愿意付出辛勤劳动，舍得出力气的人，大山同样会厚待他。
耕地的出现带动了生产力的更新，给人家打工铲地、收地的工作随即诞生。种地跟采伐模式几乎一样，没几年，也开始了机械化，进而衍生出三五台播种机、收割机。我堂兄在成家生子后，就购置了收割机和播种机，经营起给人种地收地的营生，他还经营起木耳养殖的营生，还买了马、经营起“道套子”的营生。这些工作不冲突，它们分布于一年四季不同的季节，春种秋收，木耳种植在夏季，“道套子”须等冬天大雪封山。每一种工作的时间和周期往往受天气变化的影响很大。活这么多，似乎很充实，但表面充实的背后的不稳定、不踏实，自己咬碎牙往肚子里咽。
秋天，寂静的大山里，林场人静悄悄地维系着与树木最后的情感，采摘山货成了与山林最后的叙旧。蘑菇、榛子、山野菜……各种山珍尚有，可“棚改”后，人们将彻底被割断与大山和树木的关系，将再也得不到这一切。
父亲爬上了一棵松树。他要找寻松塔，打下来，取出里面的松子。别看红松长得结实、肥壮，可生出它的红松却又细又高，高到二三十米。松塔都长在树尖尖上，从地面往上的三五米往往连枝蔓都没有。父亲就徒手攀着光秃秃的树干，双腿夹紧树干，一蹿一蹿地上去了，蹭了一腿的松油。他要这么蹿上去好几米才能够到可以让他落脚的树枝。而有时这棵树实在难爬，他就得先从傍着它的另一棵树爬上去，等爬到那棵树有支撑脚底的树枝的位置再越过去。这种劳动很危险。爬到顶端时，树林遮挡会消了人的声音，你喊他，他往往听不到。恐惧瞬间把你笼罩，你完全不清楚密林以上的那个世界究竟在发生着什么。
与这样的危险相比，另外一种危险更加可怕，它来自于砍树。那些不会爬树却渴望收获松塔的人（多数是妇女），想起了当年，于是掏出了手锯。她们纠正不了多年的习惯，很可能就因砍树被派出所抓进去了。没有文化的她们可能到这时也想不通，自己在自己家靠双手劳动怎么就犯了法了。她们开始用另一种眼光来看数年前的机械化采伐，那是为国家积攒财富的事，现在倒让她们觉得恍惚。
6.即将消失的林场
林场倒闭后，他的骨架还在，偶尔也会有林业局的人来看看，作为框架的林场还需要一位负责人。可到人没了的时候，一切也就没了，没了砍伐，没了破坏，没了叫“林场”的那块地儿，也没了那些过往的生活。
棚改，就是要把人迁走，让林场变成荒芜，长起树木，千百年后，恢复他原始森林的本来面目。这同样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两年前，伊春北部的林场最先动工，他们是些离林业局或市较近的林场，操作起来方便。可鸡岭的麻烦在于它位置太偏远，一条铁路线分隔出的道南道北归属不同的管辖单位，道北属林业，道南则属地方。即便把林业人口牵走了，居住在道南的人，仍不可能停止砍伐。
可用我父亲的话说，这也简单，即便没有棚改，这个叫鸡岭的地方也早晚会从地图上消失。道理很简单，教育推着孩子走出去，走出去的孩子带动了家长的搬迁，留下的只有老人，与疾病相伴的老人又无时无刻不牵动着儿女的心。因此，即便没有棚改，林场终将会在这个世界上消失。至于那些房子，只要没人住，终究抵挡不过东北数九寒天里的“冻害”（墙体因地面热胀冷缩而裂缝），不出三五年，自然倒塌。
听上去难免悲凉，可事实如此。
松竹才读大学时，在一篇名为《小兴安岭之夏》的作文里写道：
可爱的小兴安岭，你总是毫无怨言、面带宽容地送走了那些到他乡求学、谋生的游子，也同样毫无怨言、面带宽容地送走了我。但你可知道，在我内心深处，我多想永远陪伴你，用我的生命来装点你的美丽。可我知道，这一别，我即将踏上另一种颜色的土地，再也嗅不到你花草的芳香和泥土的气息，再也看不到你天空的湛蓝和林海的浓绿。
我想起这段话的时候，总会心酸。斗转星移，世事变迁。我时常想，当我的下一代知道他的父亲是林场后代，进而问我“林场”是什么的时候，我该如何回答呢？我想我或许会告诉他，林场是一人一屋一种情感，一山一水一方世界，与我而言，他就像镜花水月，是一种悲伤。任何一种悲伤都比不过他的消失，他让我觉得我所经历的一切，包括我这个人本身，都是假象，让我找不到我存在的证明。
原刊《花城》2014年第6期
王明明，80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39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在《花城》《山花》《青年文学》《长江文艺》《芙蓉》《长城》等刊发表作品近百万字，著有小说集《舞翩翩》《风筝知道天空的颜色》。获江西省第六届谷雨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