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继承维京传统战力闻名欧洲 芬兰的解读历史，克里斯蒂安的辉煌昙花一现以及教会

引言

1521年，斯图雷部族的亲属年轻的古斯塔夫·埃里克松·瓦萨（Gustav Eriksson Vasa)在达拉纳举起了造反大旗，逼近首都，于4月占领韦斯特罗斯，9月再占乌普萨拉，1521年8月，瑞典议会宣布古斯塔夫·瓦萨为摄政王，不过在丹麦的瑟伦·努尔比元帅有能力摧毁其大部舰队后，他的事业蒙受沉重打击，由此迟滞了造反者封锁斯德哥尔摩迫其投降的企图。

克里斯蒂安得以利用其与哈布斯堡王朝的联系，劝说查尔斯五世（Charles V)下达了禁止同瑞典进行贸易的帝国禁令。对于古斯塔夫来说，德意志北部各港口，尤其是丹麦的宿敌吕贝克的财政支持和物质援助是必不可少的，尽管古斯塔夫能够确保作为个体的商人们的支持，但是最终直到1522年，吕贝克的议员们才答应帮助起义事业，于是年秋派出舰队向古斯塔夫伸出援手。1522年秋，这支舰队连同其瑞典盟军，在瓦克斯霍尔姆附近海域给予瑟伦·努尔比沉重打击，由此严重削弱了芬兰省份同斯德哥尔摩被围困的堡垒之间的联系。

1523年夏，在议会宣布古斯塔夫为瑞典国王后不久，斯德哥尔摩即向古斯塔夫投降了。克里斯蒂安则早已被反叛的丹麦贵族废黜，逃往荷兰，留下其指挥官瑟伦·努尔比继续其北方的战争。努尔比拒绝了古斯塔夫·瓦萨的仁慈，但是一场秋季攻势迫使其芬兰的军队放弃了要塞并撤离。透过其在哥得兰岛的基地，努尔比继续对新秩序构成威胁，同时被驱逐的克里斯蒂安二世不懈地努力寻求其事业的支持者。然而诺比在1526年被赶跑，克里斯蒂安本人被其叔叔和即位丹麦王的弗里德里克一世（FredrikI，1523-1533)囚禁。联盟的解体凸显了东方领土在战略上的重要性，但是同样显示出权力的中心越过水域转到瑞典。

大多数内陆区域虽然逐渐被并入王国的波的尼亚湾和芬兰湾沿岸地区，但是仍然处于相当边缘化的位置，乌普兰北部地区尤为如此。越过芬兰西南平原，那里占全芬兰三分之一的农场保留着16世纪的征税记录，森林和湖泊几乎覆盖大地。定居在诸如马斯库和图尔库北部地区稠密的人口是偏远的东部塔文萨尔米定居人口的数百倍。80座奇异的石头教堂大多数坐落于严格意义上的芬兰、萨达昆达和海梅。六座中世纪城市中的四座，包括图尔库，以及六个教派中的四个教派的定居者，包括柯卡岛的佛朗西斯科，都在这里。

西南芬兰实际上位于越过从西哥特兰到乌普兰的瑞典中央平原延19展开来的、长期以来建立起来的永久定居带的东部边缘，它同中心地区20的经济与文化联系要大大超过向北方和东方延伸的内陆地区。不过，整个中世纪永久定居点的边界都在不断地扩张。在定居点的中心地区，新的小村庄和村落诞生了。来自瑞典的殖民者在南部沿海的岩岛和海湾定居下来，在那里留下了延续至今的讲瑞典语的居民。东波罗的海沿岸吸引了来自远方，特别是德意志地区的定居者。

他们中很多人为国王效劳，但也有相当数量的人从事贸易和经商。王国主要贸易城市都有颇具意义的源自德意志的自由人少数派。在1400至1471年间，图尔库14个市长中的9个，36个市议员中的20个来自德意志；在14世纪该市自由民名单上，德意志人的比例就更大。殖民受到国王的积极鼓励，以便增加税收。防御新建定居区是一笔大的开支，如15世纪70年代在位于东部边界的萨沃湖区建立的奥拉文里纳要塞花费甚巨，然而，在驱使定居者深入到森林地区寻找远离税收官的土地方面确有成效。

萨沃定居点格外精力充沛，其扩张大大超越萨沃本身，在16世纪到达了波的尼亚沿岸和萨达昆达极北端的荒野之处，在17世纪更是越过波的尼亚湾到达维姆兰森林。萨沃的殖民活动侵犯了卡累利阿的领土，由此开启了令人痛苦的长期边界冲突。到中世纪末，在瑞典王国东半部有4个主要的定居经济区和土地使用方式。在南部海岸的从卡累利阿伊萨摩沿岸到奥兰群岛的数百个岩石岛屿上，捕鱼是主要的谋生手段，同时以夏季的放牧、捕鸟和收集鸟蛋作为补充。

在波的尼亚北部的荒野，定居者牧牛、捕鱼并打猎；这里土地狭小，种植谷物的收获微不足道。从卡累利阿地峡横贯萨沃地区直到奥鲁湖，穿越海梅北部地区荒原的弧形地带上，绵延开来的是一21个以烧荒耕种农业占据主要地位的区域。这里分布着三个主要的次区域种植区，其中最古老的种植区域位于芬兰本土：萨达昆达省的南部教区和奥兰群岛的那些较大教区。之后的农业区域，向东延伸到卡累利亚地峡及深入海梅内部与萨达昆达的北部教区。

第三个区域在波的尼亚地区的中南部，狩猎、捕鱼和养牛业（特别是在波的尼亚地区）在此定居经济中扮演着中心角色。此外还有一个区域，跨越了定居者的边界并且从大西洋延续到北海，这里由冰河时代后最早移民浪潮的后裔－众多游牧民族居住，他们捕鱼，狩猎及蓄养驯鹿。由地名可知这一区域曾经十分广阔，验证了这里曾是临近那些民族有效的收入来源。他们频繁地索贡巡行进入那些“分散居住的人民”的土地（可能是对“Lapp”一词的一种解释）。

因此皮毛采办直到16世纪始终是北部边疆的重要经济因素。对于那些在南部永久定居地区的农业家庭来说，春天与夏天进入荒原捕鱼也是补充食物供给与收入的一个重要手段。尤其狗鱼是一种价值高昂的鱼类，16世纪的教士与历史学家，奥劳斯·芒努斯就称其“不仅为北方四大王国的人民提供了充足的口粮，而且还可以在腌制并晒干后，通过航运出口到更远的地方，在整个德意志堆积如山地出售”。芬兰语称作“erämaa”的荒原地区，并不曾远离任何有人居住的地方。

即使在最早开垦的地区，荒原也会分布在山地的边缘地带。荒野在一块贫瘠的土地上是一种富有价值的资源，任何人都可以自由进入，标出界线并将其中一块宣布为自己狩猎与捕鱼的领地。这些荒野通常与居住地区有相当远的距离，例如，在萨达昆达荒原到海岸的距离可以达到200公里甚至300公里。自16世纪，随着宫廷为了鼓励定居生活23而宣布拥有荒原的所有权，进入荒原的狩猎探险开始走向衰落，有证据表明，出于未来可能的殖民目的，贵族索取荒地的所有权。

但狩猎与捕鱼从来没有成为王室或贵族的专有特权。至今，自由进入荒原仍被作为一种宝贵的权利而得到保持。最终，荒原可能被定居及垦殖，由为猎户与渔民储存工具、提供基本食宿的木棚扩大成为一个房屋乃至农场。通常的整理荒地的方式是砍伐与点燃林木及树丛；这样也可以在清理出来的地点上利用灰烬施肥，种植谷物。这种农业模式，被称为临时性农田或者烧荒耕作，在北欧被认为是芬兰人的特色。

很有可能某种形式的以烧荒来清理出土地技术也在中世纪早期的芬兰西部实施，这种方式也为日后新的种植准备一些可燃物，但这仅仅是一个短暂的措施，并没有如同烧荒在芬兰东部一般成为农业的基本方式。荒原能够容纳并供养16、17世纪活跃的殖民活动。但是在18世纪，由于芬兰的乡村经历了一次快速的人口增长，适合烧荒的土地量在当时迅速萎缩。在情况最好的时候，从大自然榨取的产量往往也是微薄的。由于对土地压力的上升，歉收可能会并确实给成千上万的人带来了灾难。

为了在荒原谋取生计，无论是捕鱼、狩猎、或种植与谷物收获，相互协作与团队合作成了必然之路。作为惯例，男性打猎、开垦、播种、使用大镰刀进行收割，但也存在女性从事这一工作的例子。妇女普遍从事家务劳动与乳品工作。即使在芬兰东部，男性也参加酿酒及埋锅造饭的工作。两性共同参与农耕工作，并在田地劳作。成群的农民一同参与猎取海豹、建造船只、在湖泊中捕鱼、整理土地等工作。在海梅地区与芬兰西部，公社所有的磨坊并不普遍，在18世纪，除非通过住房、草场、干草、燃料与谷物的配额支付给磨坊主，才能使其为农民使用。

在很多农业社中，季节性的工作，比如收获，都是通过集体劳作完成的。24这些有着悠久传统的集体劳动方式，很好地加固了生产者之间的合作关系。它们在20世纪初形成，并对19世纪联盟运动热潮兴起的原因提供了一个自然的理解基础－这个热潮包括了信仰复兴运动、禁酒芬兰史运动、歌咏团、志愿者消防队、青年运动。这样的公社活动在人口稠密的芬兰西部更为常见，那里村庄所起的作用更像是一个机构性组织（尽管远还不及瑞典的情况）。

在芬兰远东地区，对劳动力的需求很大，家庭有了成为公社活动基础单位的趋势。正是在这里，这种扩大了的、或是被称作“大家庭”的组织方式随处可见，特别是生活在拉多加湖周围的卡累利阿人中。这些组织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核心家庭组成的混合体，再加上他们的仆人、房客一同劳作、共同生活。大家庭通常是由一个家族的兄弟组成，在组织结构上是父权制社会制度。瑞典习惯上的继承人通常是家族中长子，他同意提供房子、燃料、实物工资给这个家庭的首领和他的妻子，作为他以后全权接管这个家庭的前提。

这种做法在中世纪末期的时候已经广泛地应用于芬兰西部，却没有在东部地区成为明确的规定。在继承权问题上同样存在差异：在采用烧荒备耕的芬兰东部，土地通常依据男人们在劳作中给家庭带来的贡献多少传递下去。这意味着，女婿或者是养子同样可以并且确实有继承权。一般来讲，妇女没有继承土地的权利，但在出嫁的时候可以得到一些实物形式的嫁妆。相反的情况是，在芬兰西部，家庭中所有孩子都有继承权－依据来自中世纪的土地法令：姐妹们每继承一份，兄弟们可以继承两份。

另外，法律中还允许家庭成员对一份本不属于他们自己的遗产所有权提出要求。总体上讲，中世纪的芬兰看起来很少像欧洲其他地区那样，受到巨大的人口和农业危机的影响。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同其近邻挪威相比，这个国家大体上躲避了黑死病的侵袭，也没有出现农庄荒废的痕迹。芬兰有广阔茂密的森林，甚至在西南部固定的聚居地区，人口也十分稀疏。

她一直处于大陆欧洲世界的视野之外，即使在芒努斯兄弟的新书发行、约翰内斯（Johannes)的《哥特人和斯维人帝王全史》（The historyof all the kings of the Goths and Svea)在1544年出版以及一年之后由奥劳斯（Olaus)撰写的广为人知的《北方民族史》（The history of thenorthern peoples)问世之后情况也是如此。但是，芬兰人并非有意将自己完全孤立或是从欧洲的其他部分分离出来。有大量证据可以证明，积极主动的贸易活动贯穿了波罗的海东部和南部沿岸各地，并且像一个重要的过滤器和传播者一样将欧洲大陆的思想和发明创造传到了北部地区。芬兰人同样也出国求学。早在1313年，两个来自图尔库教区的学生已经在巴黎大学注册了学籍。

在那之后，为人所知的还有44人也在这里学习过，这其中包括三个日后成为在哲学方面颇有造诣的神学院院长的人。15世纪德国的大学对芬兰学生有着很大吸引力，而一些甘于冒险的人则走到更远的意大利求学。与欧洲其他地方的人一样，芬兰人也要去朝圣。圣比吉塔（Saint Birgitta)与一个从图尔库教区来的男人在罗马偶遇，这个男人既不知道瑞典语如何讲，更没办法在圣城找到一个可以听懂他语言的忏悔神父。这样的事使人联想到，在国外，即使是最谦卑的农民也能找得到他们的身影。

教会可以在当地人口中招募新成员，同时也可以为他们在图尔库教区教会提供一个受教育的机会；在维堡、劳马和波尔沃也同样如此。但是由于几乎没有皇家和贵族的恩惠，在诗歌和编年史等文学作品的产量方面，芬兰的周边地区是不能与富裕的欧洲地区竞争的，甚至及不上瑞典的中心区域，在那里本国语言的文学作品已经被创造出来。埃里克·克里斯蒂安森（Eric Christiansen)曾经概括道：“无论是在教育、书籍、教堂、城镇、艺术，还是学校方面，瑞典穷，芬兰就更穷。”

这种悬殊状况令人讨厌，但却真实反映了这个王国中两部分的关系，也遗留了复杂的产：一面是优势一方傲慢的优越感，另一面是劣势民族的愤恨。教会是芬兰教育和艺术最伟大的领路者。而其中的佼佼者，图尔库教区的主教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权威形象。几乎所有最近的天主教26主教都出自芬兰的显赫世家。芒努斯·奥洛夫松·塔瓦斯特（主教，1412-1450)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相继以这样的身份出现：在布拉格大学做学生；在去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做一个朝圣者；甚至有一段时间，做了埃里克十三世国王（EricXII)的首席法官；在卡耳马联盟政策方面起到积极作用；最重要的是，在他的主管教区为修缮和完善教区总教堂和教会礼拜堂做了大量的工作。

他的门徒也是继任者奥劳斯·芒努斯1420-1460)，在1437年回到芬兰之前，曾在巴黎大学拥有一份极好的职业。康拉德·毕兹（Konrad Bidz，1460-1489)是一个活跃的基督教会的代管教区牧师，并策划使用芬兰籍教士印刷了吕贝克的弥撒书。芒努斯·施蒂恩考斯（1489-1500)和阿尔维德·库科（Arvid Kurek，1510-1522)在联盟冲突的最后阶段都深深地卷入政治操纵和外交密谋之中。在已有定居点的范围之外，教会还要对那些散落在广阔、空旷的边界地带居民的精神需求进行管理，这无疑给教会造成了很多问题。

内陆移民实际上没有生活来源；就像劳伦丘斯·苏尔佩（Laurentius Suurpaa，1500-1506)抱怨的：萨沃岛农民生活的地方离最近的教会也要走15芬兰里（1芬兰里相当于6公里）或者更远，这就意味着他们很少能够、或者从不参加教会服务，结果就是生活得像持有原始宗教信仰的拉普人或者异教徒一样。“错误的神明被尊崇的情况在这里随处可见”，图尔库教区主教米卡埃尔·阿格里科拉（Mikael Agricola)，也是著名的改革者，他在诗篇的芬兰语译本前言中，详细列出卡累利阿以及海梅居民们所信仰的神灵。

阿格里科拉和跟随他的改革者们在政府帮助下，承担了培养人们以极端的渴望和热忱靠近上帝的任务；但旧的信仰被证明是很难根除掉的。进入现代社会后，教区牧师仍然要和异教残余不断地斗争。直到19世纪20年代，在圣母访问日的活动中，教士们仍会被询问的问题之一就是异教徒在教区的活动问题。由于新的瑞典国王努力建立自己的权威，其王国中被古斯塔夫。瓦萨（Gustav Vasa)在他长长的书信中反复提到的“thetta landsände”的那部分居于什么位置呢？

在16世纪50年代这个国家的末期，大约27有34000个农场，两三百个领地庄园以及少数人口加起来可能不超过7000人的城镇，或者相当于中世纪晚期斯德哥尔摩的人口。在中世纪，充满活力的殖民化无疑增加了陆地的人口和资源，大约有超过25万的居民生活在芬兰，整体上占王国人口的四分之一。芬兰妇女多产的假设引起了同时代人的评论。奥劳斯·芒努斯将此归因于芬兰啤酒的质量，并且他不以为然地指出，每年有一批剩余的强壮年轻妇女离开芬兰的海岸前往德国，在那里作为仆人工作，此时她们获得的利润可能被瑞典国王用来建立新的省份。

这个土地上的自由农民，粗鲁，胸无点墨，但绝不是没有进取心。沿岸的农民建造和航行船只，船只装载着黄油、毛皮、干鱼和牲畜与斯德哥尔摩、塔林的商人做贸易，甚至到达更远的地区；即使狩猎和捕捞经济的重要性已经开始减弱，但仍然存在着从俄罗斯北部到波的尼亚海岸的繁盛的裘皮贸易。森林为建筑、家庭用具和农具提供了材料。少数石头建筑物仅仅是屋顶陡峭的教区教堂、极少数的城堡和修道院以及偶尔的庄园。

少数人，如图尔库大教堂的院长帕维尔·谢尔（Påvel Scheel)，可能从他们的经济活动中积累了适量的财富，但绝没有大肆挥霍，没有投入生产的艺术作品，没有购置贵重珠宝，没有慈善遗产的承购。中世纪晚期的许多装饰芬兰古老教堂墙壁的绘画仍然反映了一个简单，恭顺虔诚的世界，这样的诗句收集在1582年首次出版的《老主教的虔诚的教会和学校歌曲》（piae cantiones，Devoutecclesiastical and school songs of the old bishops)中。有人认为，在许多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民间诗歌里所揭示的，以及在19世纪仍然有非常明显证据的对于财富根深蒂固的怀疑和对善良的贫困的尊重，有可能是由行乞的多明我会修道士引入的。

如果是这样，它只不过反映了在现实中可耕地边缘地带日常生活的艰难。这些诗有时揭示了瑞典明显是一个分离的实体的看法。来自西部28和中部芬兰的诗，如《寡妇》（The Widow)，把瑞典看作一个富裕得多的土地。在海梅收集的《从良的******》（Magdalene)这首诗留下了瑞典压迫的痛苦痕迹－芬兰奴隶靠瑞典人的残羹剩饭苟活－－但这是一个孤立的例子。而且，在爱沙尼亚的民间诗歌中，几乎就没有证据显示对波罗的海日耳曼封建领主的那种民族仇恨。

宗教分歧和累世的边界袭击把萨沃和海梅的芬兰人从卡累利阿分离出来，对他们来说，所有瑞典王国内的人都是纯正信仰的敌人。16世纪卡耳马联盟最后的崩溃和瓦萨王朝成为瑞典王国的主宰，开启了宗教、社会和经济变革的重要时代。第一位瓦萨国王古斯塔夫在其长期统治中，进行了一系列行政和财政改革，这有利于更好地利用资源丰富而人口稀少的土地。他还成功地冲破了教会力量，后者曾经利用经济力量和精神权威，压制古斯塔夫来自斯图尔部族的前任的权利。

丹麦贵族之清除克里斯蒂安二世，促使古斯塔夫，瓦萨和弗雷德里克一世建立了基于相互利益的联合，弗雷德里克的继任者、新的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三世（1534-1559)直到统治的最后日子里，还能够保持东部边境的和平。尽管有一些叛乱，其中一个甚至威胁到推翻王朝，古斯塔夫还是成功地把一个独立的王国传给他雄心勃勃的儿子，这个王国的继承原则在1544年得到了各等级的认可。

尽管在接下来50年里，发生了宗教和政治动乱－埃里克十四世（1560-1569)被废黜，约翰三世（JohanII，1569-1592)挑起宗教争议，他的天主教儿子西吉斯蒙德（Sigismund)请求其叔叔卡尔九世（Karl IX，从1594年开始作为摄政，1604-1611年担任国王）的支持遭到拒绝－瓦萨王朝继续掌权。尽管由于为支付似乎无止境的军事行动而强加给农民沉重的税务负担，干涉教会事务激怒了神职人员和疏远了贵族，当局的权威受到严重挑29战，但17岁的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Gustav Adolf II，1611-1632)的即位却标志着统治者和各等级之间显著的伙伴关系的开始，这有助于维持在17世纪前半期把瑞典推到欧洲列强前列的巨大的战争努力。

结论

然而，瑞典上升为欧洲舞台上的列强之一，对于王国东半部产生深远影响。芬兰的边界也被推向东移，但是这种扩张的总体影响是把芬兰本土旧的中心推离了王国权利的中心斯德哥尔摩，并最终暴露了在资源和人力方面的边缘贫困状态，引来上升中的强国俄罗斯帝国的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