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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青和四季小青菜,上海的张力狗尾巴草与小青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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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徐元章家满园子疯长的野草,园子里的一株玫瑰却开得很瘦小,水红色的,好像发育不良的瘦小孩。

徐元章在宝庆路3号家中举办的老克勒舞会名噪一时。

宝庆路3号被卖掉后,现状更加荒芜。

1992年初夏,我是被谁带去徐元章家的,已经忘记了。不过我记得他家满园子疯长的野草,园子里的一株玫瑰却开得很瘦小,水红色的,好像发育不良的瘦小孩。

有人叫他:元章,元章。一条身条细长的狗从平厅里箭一样地蹿过去找他,这是一条好管闲事的杂交了的牧羊犬。

他从园子深处高高的狗尾草丛里站起身来,难为情似的扎着一双手,手套很大,胳膊却细,好像稻草人。我记得他路过一个旧篮球架,网破得无影无踪的旧篮球架。园子里只留下了一个篮球架。他很瘦小,穿着白寥寥的拉链衫,有点神经质。

走近了,他笑着招呼我。然后不等别人说话,他就急急拉下手套,伸出瘦小单薄的手掌给我看,“陈小姐呀,这可是少爷的手呀,倒要做园丁的活,哪能做得好呢!”他的手指甲里黑糊糊的,是画油画时留下的颜料。

他和我们一起转过头去看他家的花园,这应该是市中心最大一处保留到1990年代的私家花园了吧,靠墙种了一排冬青树,连这些冬青树都长久没修剪了,长得厚厚的,好像男孩子头上好久没整理的头发。他爱怜地、哀怨地望向园子,好像寡妇望着自己的遗腹子。“现在上海市区哪里还找得到这样的私家花园呀。按理说,雇一个专职园丁都嫌不够呢。现在就靠着我一个人除野草。”

他开始说姨妈们想要卖掉这个花园的事。好像我走进这个花园的那天,亲戚想要卖掉花园变现的想法就已经困扰他了。“要我离开这个花园,我就没活路了。我哪里能到社会上去住。”他那时就这样说,“没有这个花园,我就死了。”

那时我就知道他的身世了,他虽然从小在这个花园里长大,但始终是他爸爸带着他们兄弟二人借住在母亲娘家的房子里。母亲是正牌的周家小姐,但借着去香港奔丧的由头离开上海后,就再也没回来过,也再也没与他们父子联系过。似乎也是负气出去的,恩断义绝了。他最爱这个园子,却是亲戚里最没权利主张园子去留问题的。他的身份说到底,就是一个借住于此的外姓亲戚,不姓周。

他将园子里破旧了的平厅收拾出来做了画室,他的小画展也办在平厅里。他礼遇我们,所以开了嵌在天花板吊顶里的霓虹灯给我们看,说是原装的德国霓虹灯管,直到他收拾这里做画室的时候,才发现那些1940年代的霓虹灯都还能用。

“德国货是什么质量!”他说。他开了一下,连忙就关上,怕用坏了。“屋顶上那些瓦都是外国货,裂了就再也配不到了。”他又说。

我去徐元章家,就是为了看他画的旧房子,水彩画,英国式。他在家里为附近领事馆的外国人办了个画展,卖出去一些画。他的画有修养,有情调,但技巧与内涵都不够,有股散漫的公子哥儿的气质。他只画上海洋房,说是写生,但入画的全都是美好的园子和阳光灿烂中的洋房,草坪上开着一团团的蔷薇,或者绣球,从未有过一根狗尾巴草。

徐元章是个客气的人,留我们喝了咖啡。盛咖啡的玻璃杯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出产的拉花玻璃杯,很薄,滚烫的一杯握不住。他也对杯子不满意,让我们对付着用,“按照道理这是不可以的呀。”他指出。

乘我们喝咖啡,他到旁边的厢房里去为我们选择了一盘他自己编辑过的咖啡音乐,里面有他最喜欢的欧洲大战后乐队演奏的轻音乐。他尤其中意一个德国乐队,它处理乐曲特别抒情。音乐从吊在天花板的两个小音箱和立在屋角的两个大音箱里响起,回荡在充满草木气息的画室里。他从厢房的移门后踏着一组华尔兹舞步旋转出来,殷切地观察我的反应。“味道浓哇?”他是想要镇定一点的,但到底忍不住。

对音乐的兴趣和口味,来自他小时候在无线电里听到的美军太平洋电台里播放的音乐。“连美军电台停止播音的那天我都记得清楚。那时我正好在外婆家,就是这里。无线电里的频道里突然什么也听不到了。”他脸上的表情,就像被人劈面踩了一脚,那时他还是个幼童。

他说的都是旧事,都是旧时代的事,这是一个靠只言片语、道听途说与丰富想象活在他并不属于的时代的人。1970年代对他这样的人,上海有个特殊的称谓,叫他们老克勒。

在上海的1970年代悄悄诞生了这样一群人,所谓老克勒。他们为人客气文雅,从不轻易伤害别人,但人们却会轻易就看不起他们对浪漫生活的追求,看不起他们誓做旧时代寄生虫的心愿。人们觉得他们这样想,免不了虚荣和软弱,更像破落户。他们喜欢所有洋物,但却大多没有好英文,当然也没有好法文和德文。他们读一本司汤达,一本奥斯汀,然后谈论英国乡村四步舞,所以他们喜欢的并非是西方文明,而是西方情调。他们苦苦追求个性自由,这种自由与生活方式关系密切,与政治倾向关系不大,他们不去想这么严肃的事。他们只是追求可以体面地吃上一顿像样西餐的自由,能自由选择一支流行乐曲,无所顾忌地穿上与众不同的衣裙,找到一处好像西方太平世界的背景,摆好战后那些好莱坞电影里的明星姿势,好好照一组照片,假装在外国。

他们大多数人并非没有阅历,但都缺少在严酷环境下出人头地的勇气和耐力,他们总是步步后退,直到脱离单位,回到家庭,所以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获得自己憧憬的生活的能力,尤其不会挣钱,不懂竞争,却敏感脆弱。因此,上海老克勒的黄金时代其实是尼克松访华之后的1970年代至1980年代。当物质时代真的到来,国门真的开放,他们却越活越窝囊,渐渐不合时宜。这时他们真正的落魄了。

这是我所认识的上海老克勒。

徐元章在我心目中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自诩周家少爷,也是街道工场的一名临时工。

直到上海再次苏醒,追寻自己城市的过去成为走向未来的底气,上海的过去成为时髦的话题。一些乱赶时髦的老男人会穿镶拼系带皮鞋,拿个烟斗吸烟丝,衬衣领子里衬一块小方丝巾,统统自称为老克勒。以他们的赶时髦替代了1970年代那些人在生活态度里微小温和而坚持不懈的旧时代趣味。另一些人则忍无可忍地宣称,在上海老男人里,只有上过工部局小学的人才够资格自称家世与教育俱佳的老克勒,或者在1949年5月前真的进过上海舞场的人才够资格自称为老克勒,其余的人非请莫入。时至如今,老克勒成了一种可悬挂的勋章,一种与今天暴发户相异的有钱人的象征。但却变味。

徐元章一直在原地,守着园子,春天与无所不在的狗尾巴草做殊死搏斗,秋天烧掉落叶,为园子的土地施草木灰,冬天办一些午后交谊舞会。来舞会的都是老朋友,来时多少留下些碎钱,帮着负担电费和咖啡钱。有时舞会后大家兴致未尽,也一起去小餐馆聚餐。各人付账,有时他们说上海话:劈硬柴。有时他们说英语:go dutch。

从我认识徐元章那年起,到此后的许多许多年,时代变了又变,他却没有,连他每次见面所说的话也都没变,咖啡音乐,平厅画展,园子被亲戚卖掉,自身价值和家园全然崩溃,无有容身之处的恐惧,他渐渐活成了一具木乃伊。有时他也会说到世事之变,脸上就有一点坚毅的样子,他说穷人变富不像样,富人变穷不走样。

又过了许多年,关于卖掉园子的传言终于成为现实。徐元章也终于接受了位于莘庄的新房子,据说还是收购方发扬人道主义精神给他的安身之处,他悄悄地搬离,与大多数因为园子认识他的人断了联系。然后,辗转传来他去世的消息。果然如他所说,他离开园子是活不下去的。周家园子的新主人据说要好好打造这个花园为市中心的高级会所,这我非常相信,只不过再豪华的会所,也就是豪华了再豪华,直至乏到人仰马翻。在我心目中,徐元章不在了,上海的老克勒也就因为他的谢幕而退场了。

2015年初春的中午,差不多十年过去了,我路过他家园子的时候,发现朝向马路的这一面,密密地被木板墙挡住了。墙上印着一个绿意葱茏,照料良好的花园。原来的旧黑铁门也换了。透过木板墙之间的缝隙,能看到一点点里面的园子,令人惊异的是,园子过了这么多年,非但没修缮一新,成为旧上海的缅怀之地,反而比徐元章在的时候更荒了,原先早已退化的草皮竟然不见了,原来满地摇曳的狗尾巴草也不见了,徐元章当年苦苦维护不至于荒芜的花园草坪并未由于新贵资本的注入焕然一新,如今园子里一陇陇的,种的都是绿汪汪小青菜和鸡毛菜。

挡着的木头墙太高,我看不到平厅如今的模样。我总是记得他穿着白寥寥的一件咔叽布拉链衫,随着美军太平洋电台里播放过的轻音乐,双臂夹在肋间,拘谨又抒情地摇晃着上身,随音乐摇摆的样子。在他身后,是狗尾巴草四处摇曳的园子。园子旁边的宝庆路上,电车站时不时就传来15路电车进站时发出的锐利刹车声。它们似乎有某种象征意义,一直发出浑然不知狗尾巴草和鸡毛菜之间的谜语的尖厉声音,然后离开站点向前。

录入编辑:王建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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