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农业是城镇还是农村：生长在农村的，非农业

1971年农历9月27，我出生于鲁东南一个叫高架子的村庄。高架子村，建于明末，因地处山麓，地势较高，故名。

我的出生跟村里大多数孩子有所同，也有所不同——我是由周营医院专职妇产医生“郑姑娘”（卫校毕业，终生未嫁）接生的，而非村里的“接生婆”；另外，我母亲是公办教师，所以我出生后就是“非农业”户口、吃“供应粮”，也就是说自我出生到离开，跟高架子村的土地没有一分一厘的关系，当然我也没有义务为大队、小队出工，因而也不会分给我一颗粮食，但不可否认的是，自我出生就与这座村庄水乳交融，并且我一直在这座村庄跟父母一起住到2004年的11月，我的女儿五岁时，一家三口才举家迁往了薛城。虽说搬家到了薛城，可由于父母还是住在这里，因此迄今为止，如无特殊情况，我和妻子每周还要回到这里，陪同父母住上一两天。

生于斯、长于斯的我在四十岁以后，才开始逆着时光，用心看向快乐、无知、荒唐……的孩童、少年时期。这次回望，让我“意外”地看到了依然还有声音、颜色、温度、气味……的过去场景：亲眼目睹的“神鬼”和“凤凰”、大柱如何用顶头棺木炕加有黑色药面的狗头治羊癫疯、烧焦的头发冲红糖水止鼻血、炉烤牛肉包子怎么治好了俺哥的跑肚拉稀、一九八三年的“严打”……还有“饥饿”，刚能填饱肚子、却无法吃“好”的我，在整个孩童时期，想的最多的就是吃肉，猪肉、牛肉、羊肉，甚至蜻蜓肉、知了龟肉、长虫肉……尽管我采取了各种办法，可在一九八五年以前，却没有一次如愿以偿地吃足肉，吃够的只有芋头煎饼——在那几年，可能是天气原因，当糖分充足的芋头在锼成湿漉漉的芋头片后，因得不到充足阳光的晾晒，俺家的芋头干表面总生有一层霉斑，所以在我记忆中，吃到嘴里的都是黑苦硬的煎饼！

除了吃，就是劳动——一个勤劳能吃苦的母亲，当然不允许自己的儿子偷懒耍滑——虽然我这个“非农业”不需要抵半个劳力随队里集体出工，可我和俺哥还是要到田间地头薅草卖给生产一队的饲养室以换取工分。当年，工分就是钱、就是粮食。饲养员为防止俺们这些半大孩子在草里掺杂石头、沙子、泥土、以次充好，就让俺们先淘洗再过称。于是俺们就把草在牛屋前面河沟的黄泥水里随便泡了泡后，为增加重量，在水流还在“哗哗”淌的时候，就赶紧挎到磅前称重……为此，负责过称的人就故意拖延时间，等水淌得差不多再称。如是这样，俺们不得不让草再洗个澡。

俺大俺娘虽都有工资，可两个人加起来也就四十多块钱。每个月工资到手后，俺大先给自己买上三条普滕牌香烟和两捆瓶装芋头干酒，再用购粮证从周营公社粮管所买回来全家必须的米油面后，已所剩无几。俺们家曾经为买一台工农牌缝纫机，一家人紧衣缩食了整整两年才把借的钱还上。所以，除了精神上自我感觉比社员优越外，至于吃的喝的穿的好像还不如普通社员滋润光鲜。

当时家里养了二十多只、据俺娘说可以满足俺们弟兄三人学费的安哥拉长毛兔，因此每天需要满满漾漾两粪箕子青草，才能让兔子吃饱安静、不再咣当兔门子，以便生长出优质的毛……就连不到十岁的弟弟也不能闲着，开始提着竹篮子跟俺们薅草凑数。

从我记事起，我好像一直在为家里的吃穿干活。最早，应该是在我三四岁的时候。当秋霜满地，棒子、高粱收过以后，光秃秃的田地里只剩下棒子茬、高粱茬和其埋在土里看不到的鸟窝状的根部（俺们称之为棒子疙瘩、高粱疙瘩）时，俺娘就扛起在中国形状最古老的农具——镢头——一把刃部加钢非常锋利的镢头，只有这样的镢头才能轻易刨开已板结了的黄土地。这时候，俺娘总是带着我和俺哥。总有使不完劲的俺娘在前面双臂抡开、镢头高举重落，一两下就能刨起一个“疙瘩”；人小体弱、倍感疲乏的我和俺哥总是坐在距她身后两三米的地上，每磕几个就拧着腚往前挪挪。俺娘干活不休息，所以俺兄弟俩就没法停下来，直到吃饭时间，俺大推着借来的独轮车来装棒子、高粱疙瘩，我和俺哥才能回家吃饭休息。

那时，虽说煤炭金贵、大都是以烧柴草为主，可村里的庄户人家的自留地多，收获的棒子秸、高粱秸、芝麻杆加上在公家的田边地头东抓西划，总能烧上一年半载，所以除了俺家没有人到队里的大田里费时费力地刨这些沾满泥土、不熬火的疙瘩。正因为没人要，俺家人才可以随便刨，刨多少也没人管没人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