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摩藩最后一代藩主：长州藩与萨摩藩双雄争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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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讲述日本明治维新崛起成败系列文章的第五篇文章。
上一篇文章（）讲到萨摩藩岛津久光带兵上洛成功，孝明天皇正式降旨推行公武和体。也就是说要让幕府将军率领5个沿海强藩的藩主到京都来，跟朝廷一起搞参政会议，其实也就是要搞一个包括朝廷、幕府和各大强藩在内的一个联合政府。
但是岛津久光在去江户传达完天皇的旨意之后，却在回来的路上遭遇了“生麦事件”，令萨摩藩陷入到了一场与英国人的面对面的直接较量当中去。
在萨摩藩不得不收缩力量，全力备战的时候，另外一大雄藩长州藩趁机扩张在朝廷中的势力。到了1862年、1863年，长州藩在激进派攘夷武士的主导下，以长州藩的武力为后盾，影响朝局，令朝廷由合体开国转而改行攘夷之策。
其实长州藩本身也不是铁板一块，最初也是主张公武合体，否则也不会在1859年把吉田松阴交给幕府治罪。在1859年，幕府掀起安政大狱残害维新派的时候，在长州藩主政的长井雅乐，主张公武合体，比较亲近幕府，自然也就比较配合幕府，把自己藩里的吉田松阴押解到江户去受审。
本来吉田松阴只是办私塾，传播思想，罪不至死。但是谁也没想到，吉田松阴已经决心要做日本的文天祥，要以死明志，用自己的命，诛幕府的心。其实，吉田松阴这一送死，不但是诛了幕府的心，也是诛了长州藩里执政的保守派的心。
毕竟是你们这些保守派，把长州藩的武士思想家交给幕府杀头，路线斗争谁对谁错先放在一边儿不谈，你们这么搞不就是胳膊肘向外拐，调炮向里揍吗？你们这是立场问题啊。从此之后，长州藩的武士集团开始普遍同情尊王攘夷派，这让藩里执政的公武合体派倍感压力。
但是长井雅乐也绝非等闲之辈，他对于当时世界局势以及日本所处的位置认识的还是比较清醒的。长井雅乐清醒地认识到，欧美列强掌握着世界的制海权，垄断着远洋贸易的巨额利润。洋人不但在各大海洋上能自由航行，人家也非常了解日本的水文、地理以及海上的航路。
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在面对掌握着制海权的西方列强时，实际上已经无险可守。一旦日本起而攘夷，与西方列强发生战争，洋人可以轻而易举地出没在日本的各个战略要地，随时攻略日本本土。
因此长井雅乐相信，本来积贫积弱的日本，在这节骨眼上就别再窝里斗了，像吉田松阴那种空谈攘夷的嘴炮就不必再放了。反之，必须要消除朝廷公家跟幕府之间的隔阂，让朝廷进行决策，幕府负责执行。通过公武合体，让朝廷和幕府联合执政，用这种近乎于联邦制的分权办法才能免于内战，并且使全国团结到一起，由朝廷统一号令天下，结束锁国，由幕府将军负责整顿海军，开展远洋航海活动，消除外国威胁，如此这般则日本必可以扬威于世界。
到了1861年3月，长井雅乐把上述思想整理成了一道奏书《航海远略策》，递交给藩主毛利敬亲，建议实行公武一体，积极开国，全面开展与各国的通商贸易，实现富国强兵。毛利敬亲采纳了长井雅乐的建议，并且命令长井雅乐去拜见孝明天皇，并呈上这道奏书。孝明天皇本来内心深处比较倾向于公武合体派，接到了这道奏书是正中下怀，于是欣然地接受了。
但是长州藩里的尊王攘夷激进派，对于长井雅乐所推行的那套以幕府为中心的开国体制是坚决反对的。再加上正是长井雅乐把吉田松阴押送到江户幕府去的，而激进派武士都是吉田松阴的门生弟子，国仇家恨合在一起，是绝对不会让长井雅乐把公武合体的开国路线贯彻下去的。
到了1861年12月，吉田松阴门下的大弟子久坂玄瑞，集合起自己的同学、师兄、师弟，以尊王攘夷为宗旨，创建了激进派武士的联合组织“一灯钱申合”，统一叫做一灯。这个组织都有谁呢？有桂小五郎，高杉晋作，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以及井上馨等等。
有了这个组织做后盾，久坂玄瑞开始上下奔走，结交各方的维新派人士，组织倒幕派的武士同盟，造时势鼓动风潮。久坂玄瑞本人由此被公认是继承了吉田松阴衣钵的倒幕派中心人物。久坂玄瑞此时才刚年满二十岁，自古英雄出少年。
久坂玄瑞认为，长井雅乐所推行的《航海远略策》，实际上就是承认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在不平等条约的压榨之下，以不利的地位开国，就等于是不折不扣的卖国。于是他先组织人马去刺杀长井雅乐，在刺杀不成后，又联合自己在藩里做官的同学、师兄、师弟，联名去弹劾他。
恰好在这个时候，1862年3月16日，萨摩藩的岛津久光举兵上洛成功，孝明天皇原则上就批准了萨摩藩公武合体的请求。由此公武合体暂时就成了日本朝野的共识，也成为了当时日本政治的主流。结果萨摩藩就成了公武合体路线的旗手，占据了大义名分。
如此这般，如果长州藩再跟在萨摩藩的屁股后面搞公共合体，无形中就变成了萨摩藩的小弟，这是长州藩无法接受的。于是长州藩藩主毛利敬亲开始倾向尊王攘夷。在藩外大气候和藩内小气候的共同作用下，到了1862年7月6日，长井雅乐终于下台。
这个时候长井雅乐还是看得很清楚的，吉田松阴当年是自己交给幕府的，现在自己下台了，失去了政治权力的保护。刚刚上台的吉田松阴的弟子们是绝对不会放过他的。于是在下台后不久，被迫自尽。
紧跟着到了1862年8月，久坂玄瑞向藩主提交了回澜建议之后，又向全国的维新派提出共同行动的纲领《解腕痴言》。在回澜建议和《解腕痴言》当中，久坂玄瑞主张日本不要在西方列强武力压迫下因为屈服而去开国，而是要尽力对等的去进行交涉，借此等到日本国力恢复武力整备之后，再签订平等的条约。并且要立主幕府把大政奉还给朝廷，由朝廷主持，废除幕府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实现富国强兵。
藩主毛利敬亲采纳了久坂玄瑞的策论，放弃了《航海远略策》，改行尊王攘夷。从此久坂玄瑞和吉田松阴党人在长州藩全面执政，长州藩从此变成了尊王攘夷路线的大本营，跟公武合体派的旗手萨姆藩互别苗头。
恰好在这个时候，萨摩藩遭遇生麦事件，不得不收缩力量，加紧备战，暂时退出了在京都朝廷里的权力斗争。长州藩趁着这个机会大举向朝廷渗透，上下串联，整合朝廷里尊王攘夷派的王公大臣，天天在天皇耳朵边吹风。
最后孝明天皇终于下诏攘夷，甚至破天荒的头一遭在皇宫里面召见了幕府将军德川家茂。天皇就说了，朝廷方针已定，具体怎么落实，将军大人给拿出个章程来吧，拿不出来的话就留在京都别走了。这就等于说是把幕府将军扣在皇宫里当人质了，德川家茂被逼无奈只得上奏朝廷。
从1863年5月10日起，正式开始攘夷，并且向各藩下达命令，各藩要防卫本国海岸，严阵以待，若夷狄来袭，则坚决扫荡之。到了5月10日，也就是天皇赐令攘夷的当天，长州藩久坂玄瑞命令藩里的炮台向停泊在下关海岸的美国商船“彭布罗克号”发炮轰击。
紧跟着到了5月23日和26日，又先后向法国军舰“凯撒恩号”和荷兰军舰“梅迪萨号”发炮轰击，长州藩率先发动了对外攘夷的下关战争。久坂玄瑞认为，长州藩炮台上所使用的旧式青铜炮射程太短。如果外国军舰贴着下关海峡对面航行，长州藩的大炮根本就够不着人家。
于是久坂玄瑞主张采用吉田松阴在《水陆战略》这本书里面所采取的战略，叫做海战用奇、陆战用正。半夜悄悄接近贼船，采取打穿船腹的战术，近距离奇袭外国战舰。实际上日后的日本海军也一直贯彻吉田松阴所谓海战用奇的作战原则。
在下关战争的时候，长州藩军舰在半夜靠近偷袭。在英萨战争的时候，萨摩藩率先先发制人炮击英国的舰队。在甲午战争前，日本联合舰队又偷袭清朝的运兵船高升号，在日俄战争前，偷袭停泊在旅顺港里的俄国太平洋舰队。在太平洋战争前，又偷袭珍珠港里的美国太平洋舰队，这日本人也是轴得真够可以的。“海战用奇”这一招坚持用了一百年不动摇。
美国和法国两个国家猝不及防，吃了大亏。随即还以颜色，派军舰进入了长州藩海面，于6月1日和6月5日两次炮击长州藩。长州藩仅有的两艘蒸汽战舰被击沉，长州藩的炮台几乎被一扫而空。但是长州藩也不含糊，立刻下令封锁了下关海峡。
下关海峡是日本本州岛跟九州岛之间的海峡，扼守着从九州岛长崎港到本州大阪和江户湾之间的海上贸易主航路。长州藩封锁下关海峡，就约等于部分休克了列强在日本的商业活动。久坂玄瑞紧跟着紧急进京，请求朝廷降旨，让各藩紧急支援长州藩的攘夷。
到了8月14日，孝明天皇本人颁布自己御驾亲征去攘夷的一道诏书“大和行幸诏书”。随着天皇本人下诏御驾亲征，长州藩吉田松阴党所主持的尊王攘夷运动进入了最高潮。就在这个时候，萨摩藩悄悄出手，在1863年8月17日，也就是孝明天皇刚刚颁布要御驾亲征攘夷诏书的三天后，萨摩藩结束了跟英国人之间的战争。
萨摩藩辛辛苦苦几十年建立起来的一整套近代工业、海防工事、新建炮台，在两天之内被英国人一扫而光，切实领教了洋人船坚炮利的厉害。萨摩藩非常清楚，以日本目前的国力，根本就没有实力去攘夷。长州藩贸然去攻击洋人的舰船，结果只会招致更加猛烈的报复，给日本带来更深重的灾难。
如今，就连天皇陛下也被激进的攘夷派忽悠，要去御驾亲征。万一天皇被洋人给打死了，要被洋人给俘虏了呢？这可是动摇国本的大事儿，这不是瞎胡闹吗？眼看着局面就要失控，萨摩藩深感不安，而幕府也早就憋着要清洗控制朝政的长州藩的势力。
于是乎双方一拍即合，幕府密诏萨摩藩岛津久光连夜进京。双方联手在1863年8月18日，发动了驱逐长州藩势力的宫廷政变。在当天午夜的十二点，朝廷里公武合体派的王公大臣以幕府和萨摩藩的武力为后盾，向天皇逼宫，要求天皇暂缓御驾亲征攘夷，要求天皇禁止长州藩藩主毛利敬亲进京，并且要把朝廷里的尊王攘夷派激进分子全部清洗出去。
于是公武合体派一举夺取了朝廷大权，开始全面清洗尊王攘夷派，朝廷大局在一夜之间发生逆转。眼看着攘夷大业就要功败垂成，长井雅乐自然不肯善罢甘休。面对朝廷发生的变局，长州藩内部的激进派武士主张应当立刻举兵上洛，用武器去批判公武合体派发动的政变。
久坂玄瑞和木户孝允等吉田松阴党的大佬们倒还比较持重一些，反对仓促用兵，主张先把台面下的工作做到位，促成政局向攘夷派有利的方向转化了再说。于是，原来把持朝政的攘夷派在京都全部转入了地下工作，还是继续秘密组织，秘密串联各藩的维新派，以及朝中还继续倾向攘夷的公卿、大臣们，准备再次发动反政变。
结果到了1864年6月，正当各藩攘夷派在京都寺田屋秘密聚会的时候，遭遇了幕府的爪牙新选组的突然包围和袭击，7人遇害，11人负伤被俘。当时长州藩攘夷派大佬木户孝允本人就在京都，而且在赶往赴会的途中，木户孝允接到被新选组包围袭击的警报。他立刻回家，闭门不出，甚至当貌似突围而出的同志跑到他家门口紧急求援的时候，木户孝允依然是闭门不答应，见死不救。
数年之后，木户孝允写书为自己辩护，说出于维新前途着想，实在不可以去救援，并非是自己畏惧。意思就是说当时的局面是敌众我寡，即便是出手也不过是送死而已。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自己还有维新大业要完成，不能就这样白白的去送死。
事后分析这个事儿，还是要一分为二的看。木户孝允此举固然不够仗义，不那么武士道，但是谋大事者不拘小节，动不动就自尽效忠，动不动就自杀冲锋，动不动就以死明志。倒是一时痛快了，可是事儿没办成。
反观萨摩藩的大久保利通，还有眼下长州藩的大佬木户孝允这哥俩，一个派兵清洗残害自己往日的同志。另一个在自己同志遇袭的时候见死不救，从私德上讲可以说是人格破产。但是从大义上讲，最后明治维新恰恰是在这二位的主持下才搞成的，真正奠定了日本富国强兵的基础。所以我们要判断政治人物就不能用个人道德去做尺度，而要去看政治家他办的事儿是不是符合国家利益，有没有把这事儿给办成。
我们都不知道，大久保利通在派兵围剿自己昔日同志的时候，他内心深处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们也不知道木户孝允身为一代剑豪，身为长州藩武士之楷模，在自己同志遇袭的时候见死不救是个什么心情；我们更加无从得知，袁世凯在出卖维新志士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愧疚。
但是，最后不管是日本的明治维新，还是中国的辛亥革命，都是在这些枭雄们或者说是成熟的政治家手里面才完成的。在京都寺田屋事件之后，长州藩一片群情激愤，吉田松阴党的首领久坂玄瑞再也压制不住激进派的骚动，长州藩正式发兵京都要找幕府算账。
长州藩号称日本第一藩，长州藩举兵上路，顿时天下震动。朝廷里的攘夷派功勋们又开始蠢蠢欲动，孝明天皇也开始跟长州藩秘密地会谈，准备把皇宫守卫从比较亲幕府的会津藩改成由长州藩的部队来担任。但是很快萨摩藩派出了援军，在西乡隆盛的率领下赶到了京都。
萨摩藩部队加入了战局，一下子打破了双方力量的平衡。集结在京都的幕府、亲幕府的各藩，以及萨摩藩的联军，总兵力超过了两万人，而长州藩上洛的先头部队只有不到两千人。要说这日本武士就是轴。即便如此，力量对比如此的悬殊，长州藩的激进派武士还是于1864年7月19日主动发动了绝死冲锋，日语叫“猪突猛进”，曾一度攻入到天皇皇宫的大门口，炮轰皇宫大门。
结果遭到了西乡隆盛率领的萨摩军从侧翼的猛攻。长州军指挥官赖岛右兵卫中弹负伤，紧跟着自尽谢罪。久坂玄瑞率兵紧急救援，也陷入了重围，最后打到身边剩下两三个人。久坂玄瑞退入到了皇宫附近的一处宅院里，在冲天大火之下自尽。当时久坂玄瑞年仅二十五岁，大家可以想一下，我们自己二十五岁的时候在干嘛？
这起事件在日本历史上被称为“禁门之变”。长州藩在禁门之变中战败，后果是极其严重的，紧跟着天皇宣布长州藩为朝廷的敌人，下至幕府和各藩讨伐长州藩。幕府接旨后，立刻发动了所谓长州征伐，集结幕府、萨摩以及各藩的军队组成联军，由萨摩藩的西乡隆盛任联军总参谋长，联合讨伐长州藩。
正所谓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就在这危急的关头，几乎就在长州藩发起禁门之变并且战败的同时，在1864年7月，受到长洲藩封锁下关海峡而经济损失惨重的英国人决定展开报复。在幕府和萨摩藩组成的讨伐长州藩联军的1864年8月，英国、美国、法国和荷兰也组成了由十七艘军舰构成了联合舰队，有舰炮288门，联军总人数超过五千人，也开始讨伐长州藩，并且于9月5日开始炮击长州藩首府下关港。
局面发展到这个时候，长州藩已经陷入了走投无路的绝境，不得不向列强和幕府投降，尊王攘夷运动基本上彻底宣告破产。当初力主发动禁门之变，炮轰皇宫的三位激进派长州藩家佬被迫切腹谢罪。长州藩里的攘夷派被全面清洗，保守派全面复辟，并且执行了一条对幕府叫做恭顺投降的路线。
到此为止，眼看着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尊王攘夷运动就要陷于全面失败。在这个节骨眼儿上，长州又有一位青年武士站了出来，振臂一呼，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就扭转了长州藩的政局，也就从此扭转了日本的国运。
这个年轻的日本武士是谁呢？他就是吉田松阴门下另外一位得意门生，久坂玄瑞的同学高杉晋作。这位高杉晋作又是何方神圣，他究竟是如何以一己之力再造维新运动的呢？在维新派已经濒于绝境的情况下，又是如何在短短三年之内成功翻盘实现了明治维新呢？